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决与溜门撬锁的犯罪行为斗争！”我顿时到血沸腾，可就是不知沸腾起来之后怎么办。一次从哈尔滨乘火车到北京，火车到达终时，广播里嘱咐旅客说：“等火车停稳后顺序下车，请大家带好行李品，照顾好老人和孩，不要忘了拿别人的东西。”我连忙四下看了看，发现没啥可拿的，才恋恋不舍地下了车。韩国首都汉城著名的购中心南大门市场写着这样的标语：“日本人大迎！”这令我非常吃惊，我严肃地对韩国朋友说，写这个标语的商人是在损害韩国的民族尊严。小时候听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把“小别重逢梁山伯”听成“小兵冲锋梁山泊”。后来读王安忆的小说，才知她也是这么听的。王安忆是上海人，跟我这个哈尔滨人听得一样，可见任何一句话，人都是喜向简单有趣的方面去了解。有一段据长篇小说《红岩》片段改编的快板书叫《劫刑车》，是写双枪老太婆劫车救江、决甫志的故事，最后一句是：“这就是，大石桥畔除叛徒，老太婆下山劫刑车！”这句话有绕嘴，因为“畔”和“叛”同音，“除”和“徒”叠韵，更麻烦的是“叛徒”和“太婆”声调一致。所以我上小学时有一次课间向同学卖，一个不小心便说成了：“这就是，大石桥畔除太婆，老叛徒下山劫刑车！”说得铿锵有力，神采飞扬。结果一个同学上向老师告发了我的“现行反革命罪状”，说我故意行“反革命”宣传。不过老师是最喜我的，指着那个同学说：“去去去，你再瞎说，我就算你是“反革命”造谣。”那个同学知我的势力大，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可见，“反革命”这个罪名，并不是看你到底了什么事，而是看你到底站在了谁的立场上。1975年，我小学四年级时，一次政治课考试要求默写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其中有一句：“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我们班有个名叫栗荣亮的同学，父母离婚，学习很差，“还”字忘了写偏旁，写成了“不”字。我们的政治老师是学校工宣队的领导，立刻把这件事当作严重的政治事件，全班批完全校批，批得栗荣亮自己都认为是犯了“反革命”错误。最后他在全校早时站在台上声念自己的检讨书：“我对不起伟大领袖主席，对不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反革命”错误，我把社会主义不存在着阶级斗争，写成了还存在着阶级斗争，铁证如山，非常后悔，……”政治老师一把把他拉开，气得大叫：“你还在继续‘反革命’！真拿你没办法。”全校师生哈哈大笑了几乎半个上午。其实那位政治老师是个心很好的人，可不知为什么，一遇到这事，就变得让孩们很害怕。现在我明白了，在一个政治不大正常的年代，好心的人也可能变成“鬼”。（文中段落曾分别发表于《武汉晚报》等都市媒）  

拯救的无奈

一提起中学语文这档事儿，我的心里就跟刀扎似的。在编撰《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过程中，先是听到了中央领导关于中学语文一定要改革的指示，后又看到了王丽同志（真正意义上的同志）编的那本忧思录和报刊上不断发表的有关文章，这些都百倍增添了我的勇气。然而每次一读起这些火的文章，我就忘了自己是编者。我一会儿揪发，一会儿拍桌。我有太多的话要说了，最后却反而一句也说不。就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只盼着讨清八年血泪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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