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就小说的本身而论，却不应把体裁或性质来限制。”《论侦探小说》，《红玫瑰》第5卷11期，1929年5月11日。他不仅为侦探小说“争位置，说功利”，而且还以专家口吻“叙历史，谈技法”范伯群语。。新文学的火力一向集中在张恨水、平江不肖生、郑逸梅等人身上，对侦探小说似乎碍于“转折亲”的关系另眼看待。所有这些造成“侦探泰斗”程小青长期处于无压力、无竞争、无批评、无引导的状态，艺术感觉渐渐定型和钝化，一直局限于并满足于“福尔摩斯——华生”模式，失去了进一步雅化的活力。其次，侦探小说阵地全部集中于上海洋场，实属世界侦探小说的一个分支，须随世界潮流而动。以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为代表的侦探小说属于经典式，讲究绅士风度、合情合理，迎合中产阶级口味，它们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备受欢迎。程小青恰是赶上了这一次浪潮。而30年代开始，“硬汉派侦探小说”崛起并走向全盛参见拉里·n。兰德勒姆《侦探和神秘小说》，《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它们强调动作性、粗野性、非理性，迎合了科技进步所造成的大量市民读者。古典式侦探小说与之相比，人物不够生气勃勃，故事不够惊险刺激，充满牛顿式物理世界的僵化、机械和决定论，而且带有维护现存秩序的色彩。程小青的“霍桑—包朗”模式显然暴露出落伍之虞，关注世界动态的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名牌产品的更新换代诚非易事，尤其风头尚健之时。于是，程小青只能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略作调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丢开霍桑和包朗，以《龙虎斗》为题，写了两篇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斗法的探案。虽然仍以前者为正，后者为邪，但作品的光彩却尽落于后者。亚森罗苹狡狯百出地戏耍福尔摩斯、侮辱华生，处处占据上风，结尾失败并非败于福尔摩斯，乃是败于必须主持正义的作者而已。作品动作性强，“作案手段”高明，人物性格略呈复杂性，特别是开放式收场，打破了传统侦探小说“发生在封闭的环境中的神秘事件”参见拉里·n。兰德勒姆《侦探和神秘小说》，《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的惯例，正如日本电影《追捕》的最后一句台词：“哪有个完啊！”留给接受者联想的余地。这已经是程小青自我更新的最远极限了，再往前，便是孙了红的疆域了。孙了红当时被誉为“中国仅有之‘反侦探小说’作家”见《万象》1942年11月p9。。可以注意到，同一时期言情小说出现了反言情，武侠小说出现了反武侠，侦探小说出现了反侦探。这“三反”都与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有关，都旨在打破定型落伍的乌托邦，重新与发生剧变之后的世俗沟通。孙了红早年便以侦探创作知名，但得享盛名却在此时，有的作品也是修改早年习作而获成功。他的主人公鲁平是中国式的亚森罗苹，玩世不恭，风流倜傥，身兼侠、盗二职，藐视法律，自掌正义。“他充当侦探，也从来没有事主委托聘请。或者是由于好奇、好胜，或者是为了‘生意上的利益’，他总是不请自至，主动地承担起侦探的职责。”冯金牛《孙子和他的侦探小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选评》p26，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他的为人绝对没有什么伟大的所谓‘正义感’，他并不想劫了富人们之富而去救济贫人们之贫；他只想劫他人之富以济他自己之贫。痛快地说：他是和那些面目狰狞的绅士们，完全没有什么两样的！”孙了红《囤鱼肝油者》结尾。然而，鲁平的实际行为总是惩恶扬善，合乎读者心目中的“正义”。在《紫色游泳衣》、《囤鱼肝油者》等篇中，也有一些“时代动荡”的隐喻。鲁平属于“硬汉派侦探”，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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