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兴亡之责就寄寓在他那“荒诞”的大作中了。比起一活生生的百年怪舞翩跹的中国近现代史，又有哪小说称得上“荒诞”呢？还珠楼主作品的另一雅化之是其“文化味”。作者并不掉书袋、卖典故，却到谈玄说偈、指天论地，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与40年代新文学小说的新趋向存在着一定的呼应。“蜀山谜”中有许多层知识分，他们的兴趣恐怕主要在此，就像今日学者多推崇40年代的骆宾基、端木蕻良、萧红、师陀、废名、钱钟书一样。文化味从此成了武侠小说不可缺少的“味之素”。在笔法上，还珠楼主最擅长从各个角度行描细绘，尤其描写雄奇险怪的自然风光，动辄上千字，令人时而心神俱醉，时而须发皆张，这明明是新文学所主张的小说笔法，但新文学小说家中却无人可与匹敌。像朱自清《荷塘月》、老舍《在烈日和暴雨下》那样的段落，在还珠作品中随便可以不下几十。但是还珠楼主往往沉溺于笔下的诗情画意而忘了小说更重要的任务在于人和结构，这两正是还珠楼主的“气门”和“肋”，它们在其他武侠小说作家那里被练成了“上乘武功”。白羽的武侠小说虽也是章回，但人和结构都已是新文学式的。他所写的人，“没有神不神人不人的所谓剑仙奇侠，也没有飞檐走杀富济贫的夜行人，更没有为什么忠臣保镖的‘义士’，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的人，仅仅与一般人不同者是有一武艺而已。”吴云心新版《十二金钱镖》序。反英雄化、反理想化，甚至反武侠本，是白羽创作神的心。他十分“狠心”地直面现实，笔下的侠客世故、懦弱、愚腐、倒霉……威震武林的大侠，一遇官府便小伏低；沽名谦让的手，被小辈偷袭击毙；比武招亲的英雄，只招来地痞氓的轻薄欺辱。白羽“取径于《侠传》，对所谓侠客轻轻加上一反嘲”。《话柄》。他冷峻地刻画一个世态炎凉、人心险恶、坏人当、好人受罪、想救人者反被所救者伤害的现实社会。他的作品每每令人联想到鲁迅。白羽在《话柄》中承认：“鲁迅先生所给予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文艺论。”鲁迅曾为白羽的女作《厘捐局》改动两个字，将“可怜这个老人，两手空空的回去了”一句中的“可怜”改为“只是”，这样一改，便隐去了叙事评判，成为不动声的冷观。鲁迅还对白羽讲自认为最满意的小说是《孔乙己》，“这一篇还平心静气些”。白羽的小说正是充满了鲁迅式的外冷内的“死火”风格。白羽对武侠小说的提是全方位的。人塑造典型化，结构匀称，讲究布局、照应及视控制，风景描绘优情，武打描写艺术化、视觉化，首创“武林”一词并发明大量武打术语，文字洗炼，人对话真传神。叶洪生等谓之“中国的大仲”，不为过誉。白羽志在新文学创作，“自以章回之，实羞创作，武侠之作，更落下乘”《十二金钱镖》后记。，不料生活得他“落草为寇”，反而使武侠小说有幸获得了新文学一笔丰厚的馈赠。白羽和还珠楼主是中国武侠小说全面走向现代化的两位最大功臣，没有他们的卓然自立，就没有后来新派武侠的万紫千红。如果说40年代武侠小说是“汉魏气象”，那么梁羽生、金庸、古龙的时代则是“盛唐风采”。与白羽私甚厚的郑证因，在人塑造、布局谋篇等方面，学习白羽，但因文学功底不足，未能超越。郑氏特长在于发挥自己通武术、熟悉江湖的优势，一步光大“纸上武学”，把姚民哀的帮会、平江不肖生的佚闻，还珠楼主的想像、白羽的文采为一炉，形成一地的“江湖文学”。天津方言的直接运用，是文学史上的创新尝试。新文学小说的技巧，到郑证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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