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不过，他们对这样的选择并非是充满自信的，刘云若1943年在《紫陌红尘·启事》中说：云若执笔为文，倏经十载。比及近岁，慨弥多，一则因生活所迫，遂致贪多，而忘好。虽蒙读者备极誉扬，而文章得失，寸心所知，每一思维，辄不胜惶愧。……愧喁喁儿女，无裨时艰，思于笔墨之中，稍尽国民责任，……区区之意，幸垂察焉！《三六九画报》19卷2期，1943年1月6日。这意味着，如此“雅化”是否能成正果，他们是比较惶惑的。南方沦陷区都市的现代一般于北方，作为大众神消费品的通俗小说也相对更加趋新求变。予且、丁谛、谭惟翰等新一代作家，已经完全抛弃了章回，而采用灵活多变的新文艺笔法。曾用“绕堤馆主”作笔名的予且，最善于把握上海市民心态，所写大量言情故事，基本都是“望”与“规则”之间的冲突。普通市民的金钱、偷情，既冒险又胆怯，既真诚又矫饰，都被他刻画得浅适度，是一标准的“轻刺激”。予且作品中充满明显的对两之谜的探讨，叙述者明明在描述着两之间最隐秘的私事，却摆一副“学问”的正经面孔，给读者以心理解脱。短篇集《七女书》，长篇《女校长》、《浅姑娘》、《娘曲》等，都喜加各叙述预，如“世界上的女可以分作两。一是嫁人的，一是恋的”（《女校长》），“考虑是最能使人心平气和的，最能使事情得着适当解决的”（《考虑》），这便造成一“寓意刻”的阅读迷雾，在阅读情调上雅化了读者。其实，去掉那些中学生平的“警句”，予且的小说也许会显得真正雅些。但无奈予且的中学教师职业使他无法压抑那好为人师的望，每篇小说都酷似证明某个人生定理的一例题。而读者十分喜那些“人生哲理”，似乎给自己的日常生活找到了圆满的解释。通俗小说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是，读者不像以前书场中的听众一样，自以为低俗，而往往认为受过现代教育的自己情调很雅，手中捧读的是“有社会意义”的严肃雅作品，正如许多电视征婚者声称“酷文学”，手上拿着一本《汪国真诗集》一样。予且的雅化方向无疑是现代审情调，只是他的观念和技巧都还不够成熟。予且的学生谭惟翰，以及写作“商界小说”的丁谛，都与予且近似，努力在都市题材中加人生、社会意义，而这些“意义”，如都市的罪恶，成长的艰辛，教育的失败等，都是新文学开发来、业已推向社会的“名牌系列”。而他们所采用的一些创新手法，如蒙太奇句式、变幻叙事视角、现代心理分析等，也是新觉派等留下的遗产。通俗小说的及时推广，起到了提广大读者审鉴赏力的积极作用。此外的冯蘅、徐晚苹、王小逸、陈亮等人，以娴熟的新文艺笔法，写作刺激较的都市文学，以比较骨的情描绘广开销路，格调略低于北方的公孙嬿、王朱、程心枌等，但要于一向被认为麻不堪、为人不耻的冯玉奇。他们实际是片面发展了新文学中张资平的一路，经常描写新时代青年的桃故事，恰好迎合了小市民对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错误理解。张资平沦陷时期只有一完整的长篇《新红a字》（另有一“腰斩”的长篇《青麟屑》），从技巧上看，还是要远远于这群效颦者的。南方沦陷区社会言情小说的擎天之作，当推秦瘦鸥1942年版的《秋海棠》。这小说若列新文学序列评，品位亦当在中级以上。作者酝酿构思十余载，确定了“揭社会／人生无常”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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