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大众文化意义（1）

，都是骗人的鬼话。父皇谆谆叮嘱，要我遵行‘永不加赋’的训谕，我细细想来，只要遵守这四个字，我们的江山就是铁打的。什么洋人的大炮，吴三桂的兵，全都不用担心。”金庸借康熙之，反讽了封建君主制的弊端。其实就在康熙这样的“圣明”君主统治下，也是贪官横行，冤狱不断，韦小宝这样的人飞黄腾达，真正的人才饱受压制。金庸不但从文化上，而且从政治上，写了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崩溃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红楼梦》有同样的度。50…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中的个人崇拜彩逐渐厚。与此同时，金庸有意对个人崇拜问题行了无情的批判。《笑傲江湖》中日月神教的东方不败、任我行是论者常举的例，《天龙八》中的星宿老怪也是一个例，《鹿鼎记》中神龙教的洪教主也是一个例。个人专断的制下产生的溜须拍，歌功颂德，这样的集团他写了不少。综上所述，金庸小说以“文化中国”为旗帜，对中国文化行了全方位的弘扬与批判，使中国现代读者重新建立了复杂的民族国家信念。这文化中国的观念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和1949年以来的新中国文学传统都既有冲突、又有呼应，因此，关于金庸小说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争论必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延续下去，而中国的国民文学发展也势必要受到金庸文学的大影响。其实，这影响已经发生了。（本文系2003年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并投《现代中国》刊发表）  txt电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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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现代文学研究界还是在普通的阅读接受领域，老舍一向被当作所谓“鲁郭茅老曹”这六大之中的一个得到较的尊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沈从文、钱钟书、张玲三大“新贵”的座次直线上升，此外艾青、冯至、穆旦这三大诗豪也价倍增，再加上赵树理、丁玲乃至张恨研究的突破展，六大的“常任理事国”地位有所动摇。特别是“郭”两位似乎被认为不有“永恒的艺术价值”而准备在恰当的机会将他们列“甲b”的二集团，而茅盾的长篇小说“大哥大”的宝座也摇摇坠。在这样豪杰并起的境况艰难中，老舍不但没有贬值，反而有凌越于茅公老之上，与沈从文钱钟书平起平坐、蝉联现代小说大师“后三雄”之势。这一微妙的局面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原因是老舍并不于全局之中的“亮”。而当我们在镁光灯刺的闪烁之余稍微去注视一下老舍时，则或许会产生一些有趣的思考。让我们理清一下思路，再几个简单的结论。首先我们来看，在所谓“鲁郭茅老曹”这六大之中，老舍明显是个“异类”。鲁郭茅3位都是“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呐喊的呐喊，涅槃的涅槃，为人生的为人生。金可说是五四神在小说领域的代表，一句“我控诉”，就唤起了多少血青年的心。他描写鲁迅式的“吃人”，追求郭沫若式的“新生”，学习茅盾式的“三曲”而发扬光大。曹禺则是“五四”神在话剧领域的代表，虽然主观上没有那么烈的“五四”创作思想，但是他的每一剧作都正好呼应了时代对新文学话剧的要求。他的《雷雨》被解读成话剧里的《家》，他的《日》被解读成话剧里的《夜》，他自己也心甘情愿追随新文学的车一同前。这5人中，从学者、思想家、理论家，到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应有尽有，照中国人的“数字审学”，已经可以组成一个圆满的“五虎将”阵容。可人们不知从何时起，非要加一个老舍才觉得“六六大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