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批判有时是与对汉族文化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例如金庸的第一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要的群形象是陈家洛所领导的红会。红会志在推翻满清统治，人才济济，组织严密，但最终却一事无成，退走回疆，这与他们的文化观念有着极大的关系。红会得知乾隆皇帝生于汉人之家的秘密，便天真地幻想依靠这位当今天，驱除鞑虏，重整河山。他们千方百计向乾隆证明其世，又将乾隆囚禁于杭州六和塔，由总舵主陈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劝说。陈家洛劝说的理论基础一是华夷之辨，二是忠孝观念，三是功业思想。他说：“你是汉人，汉人的锦绣河山沦胡虏之手，你却去了胡虏的脑，率领他们来欺压咱们黄帝孙。这岂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吗？”又说：“你一样皇帝，与其认贼作父，为后世唾骂，何不奋发鹰扬，建立万代不易之基？”说到底，红会要改变的只是一个“名分”，就像阿q竭力要证明自己姓赵，证明别人打他是“儿打老”。重虚名而轻实务，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重大弊端。陈家洛几次有机会杀死武功于自己的朝廷鹰犬张召重，但由于“不是大丈夫行径”的念作怪而都放弃了，这实际上是守小义而舍大义。在陈家洛上，顾虑重重、矫情狭隘的中国知识分特表现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熏浸之下，他们想不敢，该恨不能恨。表面上潇洒大度，内心里斤斤计较。陈家洛本与木卓的长女、智勇双全的霍青桐两心相许，但因曾见霍青桐与一少年神态亲密，便不敢打开心扉，反而有意疏远。后来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装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静，使霍青桐伤心成疾。陈家洛与香香公主喀丝丽相后，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真正的到底是谁？”想到霍青桐谋略众，文武双全时，他终于发现：“唉，难我心底，是不喜她太能么？”心惊之下，他自谴：“陈家洛，陈家洛，你襟竟是这般小么？”可是最后，他连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晚期，已经是百孔千疮。君昏臣佞，上欺下瞒，人心险恶，自大虚伪。陈家洛总上不失为一位有才、有血的英雄，但他的思维方式中积淀了许多封建文化观念的糟粕。在这个问题上，金庸最后一小说《鹿鼎记》中有许多情节可与《书剑恩仇录》参照。康熙皇帝对韦小宝说：我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尧舜禹汤，可是惜百姓，励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那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蕃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这段话未必完全正确，但确实值得那些大汉族主义者思考。有趣的是，《鹿鼎记》中也有一个策动政变的情节，几个为学界泰斗的大知识分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查继佐等，竟然一本正经地苦劝院、“不学有术”、专靠溜须拍飞黄腾达的韦小宝去当皇帝。查继佐说：决不是开玩笑。我几人计议了几个月，都觉大明气数已尽，天下百姓已不归心于前朝。实在是前明的历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占了我们汉家江山，要天下汉人剃结辫，改服夷狄衣冠，这气总是咽不下去。韦香主手绾兵符，又得当今皇帝信任，只要举义旗，自立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风景从。明知自己的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却还要推一个最会搜刮民脂民膏的小氓。假设韦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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