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实情，而不遭受统治者的修理。

也许统治者日理万机，一时疏忽了你也有可能，可统治者手下的面、打手爪牙，却绝不是吃饭的。于是，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的白居易，到底被那些嫉恨他的人，新账旧账一块算，只有着鼻“佐浔”。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九载：“元和十年秋，或言居易母堕井死，赋《新井》诗，为刺史。王涯言其不可，乃贬江州司。”下注：“论盗杀武元衡事，宰相嫌其位故也。”

什么叫位？就是诗人未能在此时此刻的生存环境中调适好自己的位置。

据清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白居易在长安的四个坊里生活过，有过自己的屋宇房舍。基本都在东市之东，约相当于今日北京城的东四环位。公元802年（贞元十八年），白居易第二次来京会试，以书判萃科及第，次年授校书郎，才在长安正式找房住下来，所谓“卜宅之始”，住常乐坊。为主客司郎中时，住新昌坊；为左赞善大夫时，住昭国坊；为刑尚书时，住宣平坊。期间还曾寄寓永崇坊的华观。但是，京城对他来说，仍是“居大不易”。

小的人居环境，未能尽如人愿，是与对大的政治气候未能周全应对存在必然联系的。公元816年（元和十一年），他就在诗中写：“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清瘦诗成癖，豪酒放狂。老来尤委命，安即为乡。或拟庐山下，来结草堂。”此时，就已经萌发《吾土》诗中“岂限长安与洛”的不再逗留首善之区的逃避想法。

你可以责备他的退缩，他的弱，但你不得不认同他这聪明人的选择。作过斗士的人，不一定要当永远的斗士到底。我们总是以完人，全人，尽善，尽，去期待谁，要求谁，指望谁，推动谁，说到底，其实是一残酷，一不堪负荷的义承担。你得相信，鲁迅的《聪明人、才和傻》一文，绝对是人世间的真实写照。

在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中，有一番诠释诗人远离官场纷争，政治绞杀，彻底改变自己，全方位调适的彩分析：

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重，而不因晋公以；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害者，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憎之际，每裕然有馀也。自刑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自是盖不复。中间一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者十有六年。方太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

要知，对中国文人来说，最大的诱惑，是握权，最大的机遇，是升官。假设换一个人，这样的人际网络，这样的夤缘关系，这样的后台背景，这样的机遇门路，还不得半夜梦都笑声来。这不等于阿里四十大盗的那座藏金吗？只消一句“芝麻开门”，还有什么要求，什么望，不能满足的呢。

可白居易简直像有洁癖似地，远离着一切是非，逃避着所有邪恶。这就是诗人令我们钦佩的地方。因为，他表现来一尚的约束，这可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中国文人能够达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