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其实聪明的文人多的是，但活得不那么辛苦，不那么劳，不那么忧心，不那么负担的聪明人，却很少很少。白居易有一首诗《吾土》，“心安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这恐怕是他对于“居”这样一个大题目最为通脱、最为豁达的诠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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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易”，就因为你不是鲁滨孙，那荒岛上只你老哥一个，你怎么折腾怎么是，可你在这个屋檐底下，你要跟把式的话，还得注意不要碰到别人。

王承宗拒命，上命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是朕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耐。”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擢耳，非轻言也。陛下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

正如他在《与元九书》中所说：“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握军要者切齿矣”，遂导致他第一次面临“长安居大不易”的失败，尝到了生存环境没有调适好的苦。

因此，他早期的文学观是属于预生活的绝对现实主义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知识分的忧国忧民心结，在动岁月里的责任意识，在危年代里的经世忱，是不可遏止的。所以，他从呈顾况披阅的《赋得原上草送友人》，到诗人四十五岁这年所作的《琵琶行》，年代大约为公元788年（贞元四年）到公元815年（元和十年），这二十多年间，是以讽谕诗为他的创作重。其中，《秦中》十首、《新乐府》四十首，为其代表作。

经过这次冒傻气、吃苦以后，他终于懂得必须调适个人的生存环境，才能在“居大不易”的外世界里，努力顺应，才能达到“居天下有何难”的目标。这是了不起的觉悟，也是诗人此后一辈谨行不渝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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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活了七十多岁，在中国古代文人中，算是长寿者。后四十年，他一直贯彻始终这个目标，一直力行这个方向。第一，努力在质世界中，营造最为适宜的生存条件；第二，努力在神世界中，拓展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在唐代众多文人中间，他大概是唯一的，过得最快活的聪明人了。

反正，中国文人的脐带，如果系在大地母亲上，系在民族国家上，系在人民大众上，你就不可能和统治者心血相通，你就不可能使统治者龙颜大悦，你就不可能不因为你的预时政，挑战丑类，揭败恶，批判权贵，说了些真话，

白居易一生，亲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几乎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型期里的全败象。朝政之腐败，宦官之猖獗，党争之恶斗，藩镇之割据，外族之纷扰，战之频仍，灾难之常至，百姓之，对诗人而言，不可能不产生同受的认知和动灵魂的震撼。

这些诗歌所表现来的烈的政治彩，鲜明的时代气息，勇敢的批判神，昂的抗争意识，无不激起共鸣；所反映来的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残酷剥削，贪婪榨取，无尽搜刮，民不聊生的惨状，无不义愤填膺。他的这些诗篇，满城传唱，万众诵，然而，也犯了既得利益阶层。

其实，白居易在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期间，以敢言直谏、慷慨陈词著称。这是前面提到的他的多血质格所决定的。在元和十年（这是他生命转折的关键一年）以前，他是经常上书，面折廷争，谠言诤论，以忠忱报效自任。《旧唐书》本传里，有这样一段关于这位关东汉有倔，有犟，有拧，有一的格描写：

居大不易白乐天（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