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文革”中经常见到的，半夜三更起来敲锣打鼓庆祝形势大好的场面，想不到在唐朝乾符二年就现过了。

唐到僖宗，已经是气数尽了的衰世败象。黄巢的农民起义，窜全国，得大唐王朝的日很不好过。惟其不好过，就需要打脸充胖，制造一派大好形势。记得在“文革”期间，从大字报起，到大串连，到大批判，到文攻武卫，到全国一片红，得整个国家的形势，相当的不好。可那些红卫兵小将，造反派战士，偏要负气地唱“就是好，就是好”。一个“就是好”嫌不够劲，再加一个；一遍“就是好”嫌不过瘾，再来一遍。唱多了，唱久了，便产生听觉疲劳，也渐渐分不到底是好还是糟了。

第一，蝗虫已把大半个中国的禾苗一扫而光，赤地千里，哭都来不及，何贺之有？第二，蝗虫即使抱树而死，也是“所至草木叶及畜靡有孑遗”，吃得无可再吃，给老百姓的灾难已经造成，稍有良知者，皆能明辨其诬妄，纯系一派胡言，怎么有脸在那里开庆功会呢？

在最统治者四周，其实是存在着一包围他的“谎之墙”，这就是胡三省

历朝历代，都不乏蝗灾，唐朝当然不能例外。不过，同是在都城长安发生的蝗灾，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唐太宗李世民就不是不作为，而是力行地“作为”：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蚀我，无害百姓。”将吞之，侍臣惧帝致疾，遽以为谏。帝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新唐书》卷三十六）。至少，他把蝗虫给京畿百姓造成的灾害放在心中，不可能像这位京兆尹，在朝廷上掀起这不不类的黑幽默的场面。

开元四年，山东螟蝗害稼，宰相姚崇分遣御史，督各、州、府，捕而埋之。这积极的扑灭政策，遭到地方官员的抵制。他们说，十六国时期的汉国国君刘聪，也曾下令用捕杀的方法除蝗，结果越除越多，为害滋。姚崇是位贤相，他驳斥这些不尽力除蝗的地方官员：“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苗，忍而不救，因此饥馑，将何以安？”姚崇决实行对蝗虫的扑灭埋瘗之法，比李世民冀以祷祝免灾，更为着实有效。

可到了末世唐朝，国势日衰，主也好，卿相也好，再找不盛唐时那直面灾难的勇气，全力抗灾的力量，只有寄托于侥幸，寄托于幻想。而当侥幸和幻想都不足以掩盖这满目疮痍的国家局面时，就只有寄托于谎言了。

功而禄者然，皆贪挠之所生，先儒以为人主失礼烦苛，则旱鱼螺变为虫蝗”。看起来，祸害庄稼致使农民颗粒无收的蝗虫，与拿索、残酷剥削的官员，在与民争上，在吞噬民脂民膏上，在不顾百姓死活上，本质是相同的。

阙殿堂之上，山呼万岁之中，文武百官为皇上的洪福齐天，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居然连蝗虫见了我们大唐圣明天，也统统绝自杀，以谢国人了，那是多么的光荣，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值得举国腾啊！杨知至笑了，在场的众大臣也咧开嘴笑了，因为十几岁年纪还是个顽童的僖宗笑了。在座的除那个傻小外，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但说谎者、助谎者所以有恃无恐的一个本原因，就因为僖宗需要这个谎，相信这个谎。

谎言，是政治家用来对付最统治者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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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注到这里，回顾唐代的历史说：“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韩晃以霖雨不败盐，今杨知至以蝗不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

唐朝的谎话政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