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服硫磺的退之，不是韩愈，因为韩愈是个圣人，圣人不干这种非圣人的事。但据近人陈寅恪考证：

如元稹杜元颖崔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考陶谷《清异录》载昌黎以硫磺饲鸡男食之，号曰“火灵库”。陶为五代时人，距元和长庆时代不甚远，其说当有所据。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则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

其实，也不必为圣人讳，圣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一点，陈寅恪的见解，十分精辟。且不论中国文人的矫情伪饰，佯狂张致，心口相忤，言行不一，心、口、手笔之三点不能成一线，从来就是如此这般。若以总体而论，当这些文人处于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除具特别异秉的极个别者，几乎无一能在风气之裹胁下，开顶风船，逆行不止；同样，也几乎无一能在潮流之冲决中，砥柱中流，悖势而动。“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踟蹰前行的韩愈，能有这种大智大勇吗？

这使我想起“文革”晚期，简直不可思议的，没有号召，没有动员，没有开大会，也没有听传达，忽然间，打公鸡血，喝红茶菌，站鹤翔桩，作甩手疗，乃至于耳能听字，眼能透视，特异功能，五花八门，凡诸如此类的荒谬，无不望风披靡。现在想想，与唐代匪夷所思的服药行为，从本质上来讲，公元7、8世纪的中国人和20世纪的中国人，究竟存在着多大差别呢？

以今度古，或以古度今，本来，孔孟之道讲求中庸，但中国人要是一窝蜂起来，常常是相当不中庸的。尤其是被蛊惑到集体无意识的程度，往往歇斯底里到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偏激别扭到毫无理性可言。所以，风气这东西，潮流这东西，引导得好，有助于社会进步；引导得不好，变成一股祸水，那一定会贻害无穷的。

唐朝的不死药，虽然已是陈年往事，一个历史的笑话而已。但为什么兴起之勃，势头之盛，邪恶之广，为患之深，确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

唐朝的谎话政治（1）

——你能相信蝗虫不吃庄稼吗？

唐朝的谎话政治《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新唐书》对于这次黄河流域的蝗灾也有记载：“乾符二年，蝗自东而西蔽天。”

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这次蝗灾，波及全国，托皇上的恩庇，独我们京畿一带，蝗虫虽然也飞来了，可它们不吃庄稼，一只只都抱着荆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大臣们，互相为之祝贺。

蝗虫不吃庄稼，满朝弹冠相庆，这场面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蝗灾，在《新唐书》中，记录在册者共十八次。从唐高祖的武德六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二年、三年、二十一年，都发生相当范围的蝗灾。唐文宗李昂开成年间，共五年，隔一年就要闹一次蝗虫，遍及全国，荼害无穷。“开成元年夏，镇州、河中蝗。二年六月，魏博、昭义、淄青、沧州、兖海、河南蝗。三年秋，河南、河北镇定等州蝗，草木叶皆尽。五年夏，幽、魏、博、郓、曹、濮、沧、齐、德、淄、青、兖、海、河阳、淮南、虢、陈、许、汝等州螟蝗害稼。占曰：‘国多邪人，朝无忠臣，居位食禄，如虫与民争食，故比年虫蝗’”。

最后的这个“占”，正是遭难不浅的老百姓用这种求神问卜、诉诸上苍的方式，宣泄怨恨，也是对“不作为”的统治者和各级官僚的一种诅咒。在史官眼里，出现蝗虫残民的灾难，“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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