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上帝不给人百分之百，也许我们不该求全责备，也许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手指头与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还是尽善尽美的天可汗，还是永垂青史的贞观之治，这是毫无异议的。但要听他公元628年（贞观二年）在御前会议上的一次极其冠冕堂皇的训话，与他本人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你就会觉得他的伪善表演得不免太过分了。他说：

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吴兢《贞观政要》卷六）

若以这些记录在案的话，你不能不承认，李世民具有相当程度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进步思想，还颇有一点反权威的精神，敢于对秦始皇、汉武帝发难。可据《资治通鉴》，这位陛下，却是一直没断了服用种种延年益寿、壮体强身的不死药。

春，正月，开府仪同三司申文献公高士廉疾笃；辛卯，上幸其第，流涕与诀；壬辰，薨。上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岂得闻其丧不往哭乎？公勿复言！”帅左右自兴安门出。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且臣舅临终遗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辄屈銮驾。”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横桥，上登长安故城西北楼，望之恸哭。（《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看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两位臣下的坚定态度，这种因服药而有所禁忌的干预，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且，还可由此判断，唐太宗服的药，是中国古方，当为发轫于汉，滥觞于魏晋，至南北朝，至隋而泛滥，至唐代便大行其道的“五石散”。

读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知，服了这种药以后，痛苦难耐，非常人所能忍受。因其所含药物成分，据《抱朴子》所载为丹砂、白石英、紫石英、雄黄、白矾、曾青、磁石；《诸病源候论》所载为石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尽管自魏至唐，其配方至少不下十馀种，莫衷一是，但都离不了以上所列硫化物及矿石等燥热上亢类药。所以服药以后，要行散，要挥发，要冷食，要静息——纯系自虐，不得安宁，否则，药性散发不出，就会出大问题。这才使得长孙无忌敢拦住唐太宗的坐骑，要陛下回宫静养。

既然服药如受罪，为什么还自讨苦吃？因为，在古籍《神农本草经》中，这些药石被视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传统医学书籍中，更认为具有壮阳及治疗阳痿的功效。所以，古人服用“五石散”，实际上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伟哥”作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的说法，也证明了当时人服药风气所为何来。

而据荷兰人高罗佩在其《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一文中研究认为，性行为和延长生命力的依存关系这两种古老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对李世民来说，当然中西合璧，各取其长。一方面，魏晋时何晏、王衍的“五石散”及其衍生产品，得以再度弘扬；一方面，胡僧那罗迩娑寐、卢伽阿逸多的金丹，得以成气候而光大，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不死药本土的也好，进口的也好，不但起到长生不老的作用，还具有壮阳固本的作用，这正是李世民对付三宫六院所求之不得的。

唐太宗的后宫里，有多少佳丽，已不知其详，但其建制，肯定要较他为秦王时，大大扩编。然而，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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