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停停走走，最后终于像获得了足够的能量似的开始平稳地朝前行。我的幻想随着快速后退的威提那污迹斑斑的围墙消失了。

“还要多久才到华盛顿？”她问。

“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先乘火车到里奇蒙德，然后坐汽车去南安普顿。可能要好几个钟，因为它在北卡罗来纳。所以我想我们在华盛顿过一夜，明天早上再直接发去农场。当然我们也可以在里奇蒙德过夜，但我想这样的话你就看不到华盛顿的丽景了。”

苏菲还在睡着。我想，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知有多少个夜我她会像这样睡在我边。我在心里遐想我们在农场的婚床，想象着它的尺寸和形状，不知它的床垫是否够宽，弹和度是否足以承受那辛勤的。我想到我们的孩，那些扎着小辫的小东西像波兰的牵一样在农场四窜。我快活地呼唤着：“杰西，该挤了！”“汪娜，快去喂！”“塔德乌兹！斯芬尼娅！把牲棚关好！”我还想到农场。我只在父亲寄来的快照里见过，它本来是怎样的呢？一个文豪的家园应该是什么样？像福克纳在密西西比河的“罗望·欧克”一样，它也应该有一个名字，一个与生地有关的名字。“生园”？有些可笑。我放弃了所有与生直接相关的名字，转而寻找更雅致、更严肃的词语：“五棵树”（我希望农场真的有五棵榆树，或一棵也行），“玫瑰园”？“大农场”？要不脆叫“苏菲”，以我亲的夫人的名字命名。在我的心中，未来的日像绿山峦一直伸向天边：《黑夜的遗产》获得了大的成功，一举摘得一个如此年轻的作家几乎不可能获得的桂冠。然后是一个中篇，内容与我的战争经历有关——有关军旅生活的黑幽默的严肃作品，同样大获成功。与此同时，苏菲和我在偏僻的农场里过着简朴的田园生活，随着声望的逐渐上升不断受到媒扰，但决拒绝一切采访。“我只是一个生的人。”他说，继续忙着他的工作。三十岁时发表另一杰作，《这些火红的树叶》，主人公是那个煽动叛、富于悲剧彩的黑人那特·特纳。

“哦，大约三四个小时吧。”我说。

“然后就去农场吗？”

苏菲突然醒来，轻轻地了一声。我低看了她一。她好像有些发烧，前额和脸颊有些发红，边冒一层细小的汗珠。“我们到哪儿了？”她问。

公共场所我的边命中注定会现一个婴儿。我轻柔地拥抱着苏菲，想着我的书。当我想到迄今为止我在这故事上倾注的心血，想到它正像我想象的那样而引人胜地向前发展时，骄傲和满足油然而生。它的结局已在我的脑海中预演了上千遍：夏日里，一个孤僻的受尽折磨万念俱灰的女孩孤独地死在我刚刚逃离的那座城市的大街上。有一阵我忧郁地想，我能够用全心的激情来刻画这一年轻的自杀吗？我能把这一切真实地描绘来吗？我被日益迫切的对这女孩苦难经历的想象所困扰。然而，我对整本小说的把握有成竹，并且已想好了一个朗朗上的书名：《黑夜的遗产》。这标题取自于修·阿诺德的《安魂挽歌》，它最后的结束语是：“今晚它继承了死亡的广袤殿堂。”这样的书怎能不抓住千万读者的心？我凝视着威提那面粉厂满是污垢的厂房，看着那庞大简陋的蓝窗反的晨光，幸福得浑发抖，又一次为我用辛勤汗浇的好书而到自傲。是的，尽里面有太多的悲伤，尽还未来临，但我能从1949年或1950年一个大红大紫的文艺评论家的观中为自己找到一个评语：这“是自莫莉·布鲁姆之后女心理自白的最好篇章”。多么愚蠢、自负！我心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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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泽西。”我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