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藏之向纳粹告密，有的是为了奖金，有的什么也不为。托泽夫就是地下组织中专杀这些告密者的成员之一。他用钢琴线勒死他们。他总是先摸清他们的情况，然后下手。每次杀人后，他都要呕吐。他杀了六七个人。托泽夫、汪娜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住在挨着的那栋楼房里，我们都很喜她——一个叫艾瑞娜的丽姑娘，大约三十五岁，长得十分漂亮。战前她是教师，教国文学。我至今还记得她对一个诗人的评价，好像是哈特·克莱恩。你知他吗，斯汀戈？她也为地下组织工作；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认为她为地下组织工作——因为后来不久，我们秘密了解到她是个双重间谍，卖了很多犹太人，所以托泽夫必须除掉她，尽他曾那么喜她。一天晚上，他用钢琴线把她勒死了，第二天一整天，他都呆在我的房间里，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空地，一句话也不说。”

苏菲陷沉默之中。我把脸埋在沙滩上，想着哈特·克莱恩，到自己和着海鸥的鸣叫和郁海浪拍打海岸的起伏声而浑发抖。你在我边，丽的女神们向我们歌唱，祝福你，悄悄地把我们织蓝天……

“他怎么死的？”我又问。

“当他杀死艾瑞娜后，纳粹发现了他。大约是在一周以后。纳粹雇有一大帮专门从事秘密谋杀的乌克兰人。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我们的住，割断了他的咙。我当时不在。等我回去时，汪娜已经发现他死了，他倒在楼梯上，血遍地……”

有很久我俩都没有说话。我知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是一很糟糕的觉。虽然我的逻辑思维告诉我，不必为这许多与托泽夫有关的事而谴责自己，我还是忍不住矛盾地检讨起我最近的生活来。当托泽夫（还有苏菲和汪娜）在华沙无可言状地痛苦挣扎时，斯汀戈在些什么呢？听着戈林·米勒，喝着啤酒，在酒吧里大声嚷嚷。上帝，这世界多么不公平！在沉默了一阵后，我的脸仍然埋在沙地上，突然我觉到苏菲的手指在我上摸索着，一直伸到大那个的位，离我的只有几厘米远。我一惊，并不知害燥地大发；我听见自己从咙不由自主地咯了一声，那手指上离开了。

“斯汀戈，我们把衣服脱了吧。”我想我听见她是这么说的。

“你说什么？”我木然地问。

“我们把衣服脱了，赤。”

亲的读者，请你想象一下，你一直在怀疑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然而某一天早上电话响了，医生告诉你说：“不用担心，一切都搞错了。”或想象一下这个：你的财政严重赤字，你将面临破产，一贫如洗，你已经在考虑用自杀来摆脱困境，这时又是那该死的电话，带给你一个消息——你买的彩票中了五千万元的大奖。我这样比喻一也不夸张（可以提醒一下大家，有一次我曾说过我从未在女人面前赤过），苏菲温柔的提议使我惊喜加，再加上她手指的抚摸，直截了当的挑逗，我到一阵气，不停地大气。我想我现在正于换气过度的状态，有一会儿我以为自己要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