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哭了，我也哭了。就这样，我们如同隔着一片辽阔的荒凉湖泊，互相倾听着对方的哭声。

我现在能肯定，我父亲，这个一向温和宽容的人对我说了些十分严厉的话。但我已记不清他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寒冷——柴禾间浸骨髓的寒冷，还有黑暗。他把我到那儿，要我在那儿一直呆到黑夜完全降临，直到凄清的月亮挂上天空，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冻僵为止。我记不清我在那儿呆了多久，哭了多久，我只记得我和我母亲一样被冻得浑发抖。我是罪有应得，任何一个罪人都应毫无怨言地接受惩罚。我想我大概被关了不到两个小时，但我宁愿一直呆到早上，或直到被冻死——只要能赎清我的罪过。我父亲的惩罚是否正好成全了我赎罪的愿望呢？他尽可能用平静的方式理了这件事。但不怎么说，我的罪过已永远无法洗清，因为在我心中，它一直是导致我母亲死亡的一个不可推卸的原因。

母亲死得很惨，是在剧痛中死去的。六月中旬，也就是那件事发生十个月后，她服下大量吗啡，在迷迷糊糊中死去。而在一天晚上，我一直在那间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对着那堆余火想了又想：我那次的失职是否就是她再也不能恢复健康的原因？罪过，可恨的罪过。负疚之如一样向我袭来。它就像伤寒一样，使一个人在这罪恶毒素的重负下度过一生。我躺在麦卡阿尔宾凸凹不平的床垫上辗转反侧，想起母亲的睛，悲痛像一块尖利的冰块直刺我的心。我又一次问自己，我的那次过失是否加速了她的死亡，她是否已原谅我。去他妈的，我想。这时，隔的响声惊动了我，我上想到了。

我父亲那松驰移位的中隔像突然被了一阵风，鼾声变得像丛林狂想曲似的充满喧闹——猿猴叫，鹦鹉闹，哑的喇叭声……但透过这些嘈杂的声音，我仍能听见隔房间两个人正在狂——这是我父亲对的说法。叹息声，床垫嘎嘎的响声，愉的叫喊声。我心想，上帝啊，难我永远只能充当别人的孤独听众，而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参与者？我痛苦地承受着煎熬。我回想起我与苏菲、内森的相识便是这样开始的。斯汀戈，一个不走运的偷听者。父亲此时像隔那两个带给我痛苦的人的同谋似的，突然咕哝了一句翻过去，一时没了声音，使隔的一举一动真真切切地传我的耳朵。那声音离我很近，几乎就在前——“噢，糖……”那女人息着说，伴随着一阵有节奏的腻声响（像扩音一样使我的想象力膨胀），引逗得我把耳朵贴在墙上。他们在黑暗中的严肃对话令我惊讶不已：他问他的那个东西是否够大，她是否达到了“”。她回答说不知。真急人，急人。然后突然一阵沉寂（我想一定是在改换姿式），我大脑里的棱窥视镜试着映了罗伯特·斯特克和伊芙琳·凯斯那令人瞠目结的“69”式，但我上放弃了这个想象，逻辑迫我更换在我的舞台上表演的角：两个来自塔诺卡的永不满足的月旅行者。在我脑中展开的情表演时而变成火锅，时而变成杀戮。（当时我本无从想象，也不会相信，这预示着黄金岁月的来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之后，就在下面大街的雾蒙蒙的电影集市里，只需五元就可以像西班牙征服者占领新世界那样，自由自在地观赏表演：闪着光泽的红的门像卡尔斯德的一样大耸立；细密的像西班牙苔藓似的茂密丰厚；像安装上达一样的用力的男生；材大面容恍惚嘴的年轻的印第安公主，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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