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这种情况。（最难忘的是那一次，我十六岁，参加学校的年会，有一个很会卖弄风情的小女人——我曾提到过她，莱斯丽与她相比简直有如天人——对我极尽挑逗之能事：向我的脖子吹气，用手指头挠我汗湿的手心，用她那光滑的腹股沟紧贴着我。尽管是假装的但却很卖力。这样过了几小时后，圣徒般的意志力才将我从这小荡妇身边拉开，一头扎进夜色中逃之夭夭。）但在莱斯丽家中，并不需要这种肉体的激发，只需将莱斯丽的即将登场与一种——我毫不羞耻地承认——对大量财富的躁动的意识加在一起就足够了。如果不承认我把那醉人的交媾与闪电般的婚姻的念头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我就是在撒谎。

很快我就在无意之中了解到——从莱斯丽和她父母的一位中年朋友本·费尔德先生及夫人那儿，那天傍晚，他们与我前后脚来到莱斯丽家——拉普德斯的财富最初来源于一块不起眼的塑料，那东西还不及小孩子的手指头或成人的阑尾大，其实就只有那么一点大。费尔德先生一边抚弄着他的王牌烟斗一边说，拉普德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成功地生产出一种凹雕的塑料烟缸。这种烟缸（莱斯丽后来对我详细说过）是人人都熟悉的那种：黑色，圆形，上面压有诸如“斯托克21俱乐部”、“埃尔·莫罗克”，或是“贝特之家”、“指头酒吧”之类的字样。许多人都把这种烟缸偷回家去，所以订货便永无休止。那几年，拉普德斯先生生产了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烟缸，在长岛的那个极不起眼的小工厂的产值使得他和他的家人舒舒服服地在皇冠高地街住了下来，然后是位于弗兰特布西的豪华地段的豪宅。而最近的那场战争又把这个家庭从繁华带入到奢侈，带到位于皮埃尔庞德大街上这所整修一新的棕色宅第和德加绘画浓墨重彩的豪华之中（还有一幅我即将看到的景致，一幅十九世纪巴黎郊外已经消失的迷人的乡村图景，它的美丽使我的喉头如同哽住了一般。）

费尔德先生继续用相当权威的口吻说，珍珠港事件之前，联邦政府在塑料制品生产商中招标生产一种小型元件，它大约两英寸长，外形不规则，但尺寸要求十分精确，凹出的一端必须准确地套入同样形状的小孔之中。拉普德斯先生中了标。它的成本只需一便士，但需求量大得惊人。这小东西是整个二次大战期间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所发射的七十五毫米炮弹的导火装置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元件，也就是拉德普斯走上致富之路的宝贝。后来，在宫殿式的浴室里——这是我后来需要造访的地方，有一个这种聚脂做的小玩意的复制品，被嵌在一块玻璃镜框中挂在墙上。我长时间惊奇地盯着它，心想，在皇后大桥下的阴影中，这个从肮脏污秽的废料中诞生出来的小东西将无数的日本人和德国佬带入到极乐世界。那个复制品是用十八克拉金做的，是这所房子惟一刺眼的饰品，但在那个年月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那时的美国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莱斯丽后来把它叫做“蛆”，还问我是否能联想起“某种肥肥的精虫”。我们探讨了“蛆”那令人恶心但相当实用的矛盾形象，最终她采取了最不得罪人的方式，对这个家中财富的来源渠道持之以一种漠然的态度。她用一种取笑的口吻说：“正是那些‘蛆’赢得了法国印象主义的心。”

莱斯丽终于出来了。她穿着一件漆黑的紧身上衣，丰满的身体被勾勒得迷人而性感。她用她那湿漉漉的嘴在我脸上轻吻一下，浑身散发着一种沐浴液的清香，鲜艳得像一支刚刚盛开的黄水仙。她比我在家乡潮汐镇所了解的那些喜欢在土耳其熏鼻的麝香中弄得湿漉漉的处女们要动人得多。这就是阶级，我想，真正的犹太阶级。一个能心安理得地穿上亚德里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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