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跟他到设在家里的那间办公室去找一些文件的。在那儿，她第一次看见了他的妻，一个丰满的金发碧的女人，叫希尔维亚。她穿着一条哨的汽球一样的丝绸，像个土耳其的肚女郎。她带苏菲参观屋，这是苏菲到国后踏的第一个家。那正是正午时分，无不在的玻璃纱在发红的光下呈现光怪陆离的彩，整个房间让人觉像个半透明的坟墓；一个手持弓箭的小神在红的钢琴上裂嘴傻笑着；椅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包装盒，透明塑料上反着太光；浴室里的瓷乌黑锃亮。后来，坐在前门印上姓名开字母的卡迪拉克车上，苏菲看着医师使用车载电话。这令她惊讶无比。在当时，这电话还只是一试验的产品，但在布兰克斯托克手上，便成了他表达意的非凡工。以至她很久以后还记得他那次与圣阿本家中的通话，至少记得其中的一分：“茜儿甜心，我是海密，你听得清楚吗？我你，宝贝。吻你，亲的。我们现在正在自由大，正在经过海湾公墓。我你，亲的。送你一个吻！咂！咂！我几分钟后就回家，甜心。”一会儿又说：“茜儿亲的，是我，海密。我你，宝贝儿。现在我已开到林顿大街和尤迪卡大的叉路。这儿正车！吻你，亲的。咂！咂！我吻你一千次。什么？你要去纽约商店买东西，给海密买些漂亮的衣服？我丽的心肝儿，我你，亲的。噢，亲的，我忘了，你开那辆克莱斯勒去，别克的油箱裂了。好了，我说完了，宝贝儿。”然后他瞟了苏菲一，用手抚着话筒说：“多么惊人的通讯工！”布兰克斯托克确实是个幸福的人，他希尔维亚胜过自己的生命。有一次他告诉苏菲，除了没有孩这个遗憾之外，他是世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一辆置优良的卡迪拉克，一辆三十二英尺的克莱斯勒一辆别克；所有这些外加一个上帝赐予我的最亲、最可的妻。而我，一个饥饿的犹太青年，一个登上艾利斯岛时上只有五元的穷光，一个举目无亲的异乡人。你说说看！你说我为什么我不应该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为什么我不该让大家像我一样笑？”什么原因也没有，苏菲想。那是个冬天的早晨，她正坐在布兰克斯托克的卡迪拉克上，随他从圣阿本街的家里返回诊所。

正如在适当的时候将会看见的那样，苏菲在那年夏天对我说了许多谎话。知这一对整个故事非常重要。也许我应该说她在逃避某些东西，而为了能保持内心的平静，或者说为了保持脑的清醒，她那时的确有必要这样。我当然不会责怪她，因为从事后我才认识到的某些原因来看，她的谎话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她对克拉科夫的早期生活的描述，我曾尽量搜寻我的记忆，将她的叙述准确地加以转达。我敢肯定大分都是真的，但有一两谎话，还有一些关键是空白。这些最终都会清楚的。事实上，回过去重读我写下的这些东西，我注意到，在苏菲与内森那次可怕的争吵瀑发后，她曾绝望地看着我，说内森是她丈夫以外惟一的男人。尽这并不重要，但终究不是真实的（很久以后她向我承认说，在丈夫被纳粹枪杀后，她在华沙曾有过一个情人——这是实话）。我提起这件事并非于对绝对诚实的要求，而是想借此指苏菲对这个问题的谨慎态度，这也是她想对医师讲她那可怕的不适时到那么难以启的原因。她想那病痛是因在地铁遭受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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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为要不要说她的秘密而辗转不安，即使是告诉布兰克斯托克这样一个医生，更何况他还是她能够吐心事的人。从孩提时候起，苏菲就是一个波兰天主教徒，在清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