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着她的全是男人的背、肩和腆着的肚，那人便消失在这中间。她在下一站逃也似的下了地铁。

她后来想，那真正的、传统的对她的神以及造成的伤害可能会小一些，不会让她如此惊恐和嫌恶。在过去的五年里，她所见过的任何暴行，所遭受的任何凌辱，所有能回忆起的伤害，都不像这次下鲁的侵犯让她几乎失去知觉，变得麻木。那面对面的尽令人厌恶，但至少能让你知攻击者的样，并且能用那张痛苦的脸、瞪着的泪看着他：仇恨、恐惧、诅咒、厌恶，或许只是嘲笑。但这次攻击却发生在黑暗中，那细长的脱离的手指从后面袭击了她，就像一次卑鄙的从后面的掠虏，让你永远无法知谁是侵略者。不，她宁愿遭受那传统的攻击。（几个月后，她把这事告诉了我，那时她已能用嘲、幽默的吻说这事儿了。）这事真是糟透了，她在以后的岁月里用相当的叙述力陈述了这事带给她的痛苦。但现在她的痛苦是，它打破了她重新获得的心灵平静。这对灵魂的劫掠（不仅是对她的劫掠），把她重新推回到她曾小心翼翼试图逃离的梦靥。

她曾长期无衣可穿，着。到布鲁克林的几个月里，她煞费苦心地重新穿衣、打扮，让自己恢复自信和理智，可这事儿却毁了一切。她又一次到灵魂的彻骨寒冷。她没有讲任何理由，也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事，包括对耶塔·齐墨尔曼。她向布兰克斯托克请了一周的假，然后便一栽到床上。一天接一天，在夏日最迷人的那段时节，她就那样蜷在床上，关上百页窗，只让一丝光透来；不听收音机，只吃一东西，什么书也不读，只在想喝茶时才爬起来。在暗的房间里，她听见公园里男孩们打球时的叫声和击球声，迷迷糊糊地想起孩提时爬那像一样的座钟里，吊在弹簧上晃来晃去，仔细看着那些杠杆、齿和红宝石的情形。她到害怕的是，集中营的幻象和影又重新现在她的脑海里。她早已把“集中营”这个词从大脑里赶跑了，很少再提到或想起。她明白，只有在濒临死亡，或是说有丧失生命的威胁时，她才会让自己去想这些。如果还会集中营，她还能经受住那折磨，或者说还能又一次抓住一救命稻草吗？这次不会再笨手笨脚了吧？这些问题帮她度过了那几天的日。她躺在那儿盯着天板，斑斑的光像一群小蝌蚪在上面游动。

幸运的是，音乐像从前那样，又一次振救了她。在第五天还是第六天——她只记得是星期六，她从噩梦中醒来，习惯地伸手打开床柜上的微型收音机。她其实并不想打开它。几天来她一直没去动它，因为她极度沮丧，无法忍受妙无比的音乐与难以名状的痛苦之间无比绝望的烈对比。她不知，她早就应该打开它，接受莫扎特术般的神秘治疗。刚一开始，那伟大的《降e大调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便令她喜悦无比，浑颤栗。突然，她明白过来，这乐曲之所以令她如此动，是因为那响亮贵的旋律中始终萦绕着一缕特殊的充满寒意的不和谐音，这令她全松弛，充满快乐。这正是她十年以来一直在寻求的音乐。记得还是在德奥合并的前一年，维也纳的一支乐团来克拉科夫演，差让她激动得发疯。她坐在音乐厅里第一次听这乐曲，整个人于恍惚之中。她极力张开心灵的窗扉，任凭那华丽、缠绵、沁人肺腑的和声，以及那缕不合谐音尽情地心灵。这是她在少女时代的音乐验中新发掘来的音乐财富，也是她最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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