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异文化理解中，构成新的障碍。文化相对主义如果只是一种价值态度，当然关系不大，但它若被视为一种学说、理论或人类学家追逐的目标，那么，文化相对主义所内含的反比较的命题，就会剥夺我们认识异文化的可能；既然一切文化都是绝对相对的，那人类学家又能做些什么呢？异文化间的理解又有什么可能与意义呢？

还有“发展”，这个我们当代世界压倒一切的主题。整个人类学，还没有为“发展”寻找到一条不与文化相对主义冲突的新出路。主张发展与进步的观念，多少局限了马丽华女士的文思。其实这也是我，还有许多人类学工作者的共同难题。在这里，作家的困惑，也是我们所经常碰到的。

当代人类学家，已经开始通过“指导变迁”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抱负了，于是，“应用人类学”和“发展人类学”，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全。此，人类学仍然不敢承诺的是，“发展”绝不会给少数民族的文化，带来流失或冲击的痛苦。

无论如何，我与马丽华女士同样关心的是，藏民族的同胞们，有权利介入发展的世界大潮，也有权利分享主体社会乃至全人类的一切文化财富；同时，我们都不希望藏族人民创造的那种适应于大陆高极的独特文化，由于“发展”而丧失太多。于是，对于我们的作家来说，《灵魂像风》，就如同风一般的灵魂一样，有了一个结不住的尾；对于我来说，不知思想在困惑中的煎熬，还要多久才可望超脱？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写于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藏北游历》后记

马丽华

由于要出书的原因，我把这篇已发表于文学期刊的两年前完成的文稿重又增补润色一番，增加了那些曾出于某种考虑而删掉了的部分，补充了我所认为的非如此不能全面反映今日藏北的片断。改稿的过程，使我又进行了一番情感的游历。此刻，我正感觉到来自心底的隐隐的痛楚。当然，这只是一种感觉，我难以确切地表述这种痛楚的由来和内涵。

千丝万缕的藏北，剪不断，理还乱。

今天已进入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中旬了，拉萨初冬的天空晴好又高远，阳光自大玻璃窗明亮地照射进来，房间里充溢着好闻的太阳的特有气味。我喜欢在暖洋洋的阳光中让思潮散谩地涌流或随意地静止。今天那曲的最低气温已达零下十五度，预报说有七至八级大风。是呵，那曲镇上的人们每年要烤八个月的牛粪人。

我的藏北不同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藏北，不问于现实存在的藏北，不问于我之外的任何人记忆中或想象中的藏北，甚至，我笔下的藏北与我心中的藏北也并非同一事物。

而藏北之于我，也绝非一个牧区地名，一个地理概念，一群生活在那里的人，应该是一种意识和境界。我精神生命中的某些什么水水远远地留存在那个地方了。

我不主张对这个地方进行道德的评判和价值的评判，主要是不能够。藏北之行的见闻与感觉，都对我以往既成的观念进行了挑战——也许个体的观念体系本来就有懈可击——一个确切的情况是：由于我去过了藏北，两年多来我就习惯了不再与人发生观念之争。很简单，因为并没有属于个人的价值观念可言。这使我陷于两难之境。一方面，我是如此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当代文化人类学界有关文化模式、思维方式并无高下优劣之分的观点，认为任何轻视和无视别一生存形态的思想都是愚蠢的五十步笑百步；另一方面，作为本地社会生活的参与者，自以为对这个地方的社会发展进步尚且负有一定责任的作家，我的良心不允许自己津津乐道于基本生存线上下的自然状态的生活，我不能够心安理得地欣赏把玩那种愚钝和迷茫的目光。

我游荡于这两者之间，没能找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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