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租车回去，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换言之，白川式的“恶”已不再是常规形态、传统形态的恶，不再是“绝对恶”，而属于超善恶标准的、甚至超了恶的恶，因而有可能是现代社会中更带有普通、更可怕的恶。

其实“恶”很早就已现在村上笔下——此前我们注意的大多是其作品主人公自我呵护之余的“善”、心或温情——乃是横穿村上小说世界的另一条。例如《寻羊冒险记》中的“先生”、《世界尽与冷酷仙境》中的“夜鬼”、《奇鸟行状录》中的渡边升和剥鲍里斯，以及《海边的卡夫卡》中的“父亲”或“琼尼·沃克”等。但这些作品中的恶大是“绝对恶”，并且比较模糊：人形象模糊、行为方式模糊、时间地模糊。但《天黑以后》中的则是“相对恶”。并且人形象清楚：年龄三十五六岁，扎领带穿鞋，架一副金边小镜，“长相给人以知印象”；行为方式清楚：挥拳殴打、剥光衣拿走；时间地清楚：晚间10时52分，“阿尔法城”情旅馆404房间。惟一模糊的就是恶与善的界限或者恶的本来面目。而这模糊的恶或“无面人”的恶恐怕正是换价值至上的、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的恶的主要形态。它既不同于恐怖分的恶和萨达姆式极权主义的恶，又不同于太平洋彼岸霸权主义的恶，更不同于杀人放火等一般刑事犯罪分的恶，它发生在日本社会又不局限于日本社会，因而是更应警惕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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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个原因，在于村上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的思考和忧虑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他在1995年11月同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有过一次对谈，一再调日本战后“尽行了许许多多重建，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行清算，没有将那场暴力相对化，而采取了一“暧昧”以至“狡猾”和“伪善”的态度，因而他对日本日后的走向怀有刻的危机，并且是从二十九岁开始写小说以来就怀有的。但在“冷战和经济起飞时期，毕竟有一个社会框架，社会中还存在类似自然治愈力那样的东西，而现在自然治愈力正在社会混沌状态中摇晃和衰弱，frustration（失望）日益加，所以才会发生了“奥姆真理教事件”（村上树谈〈海边的卡夫卡〉》）。这使他愈发觉得日本短时间内就可能现相当大的变化，就可能发生什么甚至正在发生。这促使他放弃了以前的detachment（不介），开始思考mitment（介）这一问题。而mitment势必把笔锋指向“恶”——历史上的恶、现实中的恶、绝对的恶、相对的恶以至超越善恶

村上树为什么把“恶”作为经作品的一条呢？为什么对“恶”的发掘如此执著呢？我想首先是因为创作本的需要。他在《海边的卡夫卡》版后不久接受采访时说：“关于恶我始终都在思考。我认为，为了使我的小说有纵和外延，恶这个东西恐怕还是不可缺少的。我一直思索如何描写恶。”他认为写小说是为了寻求同他人之间的sympathy（同情）的呼应或灵魂的呼应。“为此就必须真正黑暗的场所、自己上真正恶的分，否则产生不了那共振。即使能够黑暗之中，而若在不不浅的地方适可而止，也还是很难引起人们的共振——我想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认真构思恶的。”（《村上树谈〈海边的卡夫卡〉》）村上不止一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佐夫兄弟》（《群》次之）是“自己心目中形式最理想的小说”，他就是想写这包括恶在内的有多重视的“综合小说”。众所周知，这两作品在窥测、发掘和剖析人内涵方面可谓类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