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认为这个中国女孩的遭遇是这部小说的重心，所占篇幅也并不大，但她无疑是上下纵横、虚实交错的小说空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点（point）。围绕这个点，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情爱旅馆女经理、职业拳击手出身的阿薰对白川大为愤慨：“为了不让报警，浑身上下剥个精光，卑鄙的家伙，一文不值！”为了不饶过这个“暴打无辜女孩的家伙”，她费了不少周折把防范摄像机里的白川头像用电脑打印下来送给那个中国男人，以便由中国人将白川耳朵割掉一只。玛丽则说“从看第一眼我就想和她成为朋友，非常非常想。……我觉得那个女孩现在彻底留在了我身上，好像成了我的一部分”。而高桥沉思后认为玛丽的姐姐爱丽正在另一家类似情爱旅馆的地方“遭受无谓的暴力，发出无声的呻吟，流着看不见的鲜血”。事实上爱丽也在仿佛是白川办公室那样的房间里沉睡不醒。后来醒来时但觉身体变成了空洞，“迄今为止使她成其为她的器官、感觉、血肉和记忆被某人之手熟练地剥夺一空。结果，自己变得什么也不是，彻底沦为仅仅为外部事物通过提供方便的存在”。于是，爱丽的处境和中国女孩的遭遇果真有了一条令人深思的隐喻性纽带。就这三个人态度来说，显然是“善”或类似“善”的情感的流露。这里，作者无疑肯定了“善”和“善”的力量，“善”（爱心）最后使玛丽和爱丽双双获得了解脱和再生，也可能使白川少一只耳朵“戴不成眼镜”，使中国女孩的遭遇不至于在异国夜晚完全化为零。

不过相比之下，作者的注意力似乎更在于由中国女孩遭遇这个点所折射出来的“恶”。恶的化身当然是白川，但白川的恶不同于那个骑越野摩托穿黑皮夹克留褐色马尾辫强迫同胞接客的中国男子的恶。概括起来，白川的恶或“白川式”的恶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身高、体形和发型都极为普通，在大街上走碰头也几乎留不下印象。”也就是说是个外表没有任何个性特征的普通家伙，但用阿薰的话说“普通家伙才最凶不过”。而这同爱丽房间里用半透明面具掩住面部个性特征——这也正是其“真正令人惧怵之处”——的“无面人”在实质上互为表里。第二，衣着考究，整洁利落，文质彬彬，根本看不出是嫖妓之人，“更不像野蛮殴打对方剥光衣服拿走那一类型”。第三，作为电脑技师，不仅敬业，技术上也是“头号高手”。无论多么复杂的故障也能手到病除，用他的话说，就算情况再糟糕也能“把球击进穴位”。第四，近乎怯懦的神经质、精神压力大。在便利店买苹果要在灯光下从各角度检查，反复好几次才挑出一个大体可以接受的苹果。下班前“以严峻的神情久久凝视”和检查自己映在镜子里的脸。回家后睡不着觉，“身体在诉说实实在在的疲劳，无奈脑袋里有什么东西不让他睡，有什么堵着不动，而他又无法把那个什么躲开”。第五，丝毫没有作恶意识和愧疚感。回家前他在办公室一件件取出从妓女身上剥下的衣服，脸上自始至终浮现出“这样的物件为什么会在这里呢”的神色，冷静得俨然“在发掘不远的过去的寒碜的遗迹”。

“天黑以后”的善与恶（2）

这些特征表明，白川确乎是个普普通通的公司职员，他身上的优缺点也是常人可能有的优缺点，全然看不出他会是在旅馆嫖妓、大打出手并抢走对方身上所有衣物的“卑鄙的家伙”。甚至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鄙。说不定他单纯从交换价值这一角度看待自己的行为——我出了钱，作为交换，你提供性服务；而你因突然来了月经未能提供，作为交换，理应挨打，一如因为我是电脑技师所以电脑坏了该我加班维修，因为加班晚了所以该由公司出钱让我

本章尚未读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