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房

夸张或不夸张地说，我的书房至少有二百万朋友“见过”——在拙译村上树小说译序的最后，我总是忘不了写上“于窥海斋”四个小字。

非我刻意“忆苦思甜”，小时候穷得连个书桌都没有。我在只有五人家（如今只弟弟一家了）的小山沟长大，写字作业每次只能趴在柜角或炕上吃饭用的桌角。晚上一盏火苗拧小的“洋油”灯，稍不小心发就“吱”一声烧焦。那时脑海中最丽的风景就是一张书桌了。用现在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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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作为男老师，我还必须坦率地承认，男生的睛和女生的睛、漂亮女生的睛和一般女生的睛，也会给人以不同的觉。我有幸教过一个几乎全由如似玉的女孩构成的班级。上课时，但觉秋波潋滟，星光闪烁，彩霞明灭，灯月辉。原本讷的我顿时文思泉涌，若悬河，声情并茂，神采飞扬。不用说，教学效果简直好上天了。因此，一次书记去外省招生前问我有什么特殊要求时，我直言不讳：女孩多招漂亮的来！书记是老太婆，笑：瞧你瞧你，还教授呢！

不过也怪，如今回想起来，真正留在脑海里的却不是漂亮女生的睛，而是一个男生的睛。那是我在广州时教的一个学生，来自澳门，年龄偏大，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他是第三次听我这门课了。大概有了临时工作，一两个星期才从澳门跑来听一次。神乖顺、恳切、不安，隐隐漾自卑。一般看桌面，偶尔怯怯地看我一。期末考试到了。阅卷时，我特意把他的放在最后。不所料，又没考好，或答错了或索没答，很多空白。多三十分！但我没上写在试卷上。我放下笔，走到书橱里一个他送我的澳门大三门模型前，站了很久。我当然晓得三十分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将第四次重修，否则只能放弃毕业证书和学位，二者都让我十分不忍。我觉得自己分裂成了两个。一个叫我抬贵手给六十分算了，何况自己即将调离；一个叫我据实写下三十分，为了教师这一职业和教育机关的严肃，也为了真正对他本人负责。最终，我缓缓写下“30”这两位数字。那以后没几天，我就离开了广州，北上青岛。临行前，我犹豫再三，还是把他赠送的大三门留在了原。不巧的是，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每次报澳门时总是现那个大三门图像。而我一看见大三门就想起那个澳门学生的睛，就产生一负罪。

但愿以后别再上那样的课，别再遇上那样的睛，但愿。

虽然我的学问和学识未必有人称，但我这个书房的地理位置很有可能让不少优秀同行睛发亮（世上的事总是这么稽和不公平）——位于青岛城区东且倚山傍海。后面靠满坡槐树的崂山余脉，前方不远就是烟波浩淼的东海。晴天可从书房窗窥见红瓦楼尖之间光闪闪的一角海面，故名之为“窥海斋”，暗喻在无涯学海面前自己永远只能窥其一角。

新生的睛尚有中学生的稚气，好奇、无辜、鲜亮，如明媚的光中初绽的；大二的睛专注、执著、邃，时而划过疲倦的荫翳，如夏日正午苍翠的丛林；大三的睛机警、明澈、聪慧，偶尔透一丝狡黠，如秋日晴空下的湖；及至大四，睛倾向于沉思、安谧、清冷，倏尔些许恍惚和寂寥，如冬季万木萧萧的远山。面对这样的睛上课，心情也像季节更迭一样变幻不定。尤其面对大一新生，心间不由泛起欣喜和兴奋的涟漪，而教到大四毕业班，自己也往往变得寂寞和伤。迎新和送毕业生之际，人们大多注意校园的彩旗和横幅，其实变化更在老师心里。这怕也是教师这一职业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