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桂良也提了一个方案：清朝办理外事务的钦差大臣一职，由原来的两广总督兼任例驻广州，改为由两江总督兼任例驻上海，以后的中外涉改在上海行，英国公使也不必常驻北京。英国级专使额尔金经历此等恳求，觉得英国侵华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而让公使常驻在充满敌意的北京不仅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会有危险，于是也作了退让，同意公使另驻他地，有事可京暂驻，就如中、中法条约之规定。但是额尔金持一条，即《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必须在北京互换。此时的咸丰帝一直在发脾气，一再申斥桂良办理失宜，令其挽回全四项权宜，并声称英国等国若至天津，必将开战。

在这“原则”问题上，他是决不让步的。桂良继续留在上海，准备与英、法、新任公使商议换约事宜。一直等到1859年6月初，英、法、三国新任公使抵达上海，但他们本不愿意在此事上再作纠缠，不理会桂良等人的一再照会，挂帆北上

见多识广的桂良等人似乎并不因此而惧怕，依旧照自己的设想办理涉。专制社会中，臣的功过不在于办事的成效，而在于是否合于主的好恶，不必去谈什么客观效果。就这一讲，揣摸君主的内心活动是臣们的真功夫，是升官保官的秘诀。尽桂良的涉活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尽咸丰帝仍旧怒骂不停，但桂良心里明白他已经获得了成功，因为咸丰帝已经在事实上批准了他的方案，旨命以两江总督代两广总督兼任钦差大臣，其衔也从“理五通商事务”改为“办理各国事务”。

桂良还从咸丰帝大量的谕旨中发现，他此时的首要任务是阻止英、法、三国公使京换约，改在上海互换。互换条约批准书，只是一个程序问题。英、法、等国之所以持要在北京互换，是因为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在两广总督衙门发现了《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望厦条约》等鸦片战争后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批准文本，对这些重要的文件不是由中央朝廷保而是由一名地方官保到十分惊奇。如果英、法、等国知了事情的真相会更加惊奇，因为这些条约的正式文本从来也没有到过北京，且不说这些英、法、盖玺的文本互换后一直存放在广州，就是英、法、收到的由清朝盖玺的文本，也是据两广总督的请求，由军机将盖有国玺的黄纸送到广州，再由两广总督贴在条约正式文本上的。“天朝”的大皇帝决不会，也不该去看这些不光彩的东西，他们只看见过照一定格式抄录的抄件。清朝之所以不愿意在北京互换条约，是因为听说公使们到了北京后要照西方的惯例、用西方的礼节觐见皇帝、亲递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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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叶名琛的态度，尤其是叶名琛拒见西方使节的行为。对于当时注重商业利益的西方各国说来，也并不认为该项要求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四国的《天津条约》中，唯有中英条约写明公使常驻北京，觐见皇帝用西方礼节；中、中法条约仅规定公使有事可以京暂住，但清朝允诺他国公使驻京，、法可援例办理。因此，消弭公使驻京一项，关键在于英国一方。于是，桂良等人一再照会英国专使额尔金，要求重议公使驻京。

1859年初，英、法、三国派新任驻华公使。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专使葛罗也照会桂良等人，新任公使即将到来，前往北京换约。桂良等人百般努力未获效果，也只能向咸丰帝报告。咸丰帝至此，态度开始化，同意京换约，但条件是：一、随行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二、不得摆轿排列仪仗；三、换约之后立即离京南下，不得在京久住。咸丰帝的谕旨中，有一句非常关键，“到京后，照外国京之例”，即中国以往的成例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