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条约》还遗下两案：一是中英条约规定，清政府应派出官员至上海与英方谈判修订关税则例，降低关税；法国、美国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也要求与清政府谈判。二是中英、中法条约规定，条约批准后一年内在北京互换，美国援引最惠国条款，也要求在北京换约。前者使咸丰帝萌生一线挽回权益之念；后者埋下了一颗炸弹。1858年7月15日，咸丰帝授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与英国等国谈判修订关税则例。桂良在英法联军退出津沽地区后，回京向咸丰帝请训。咸丰帝当面布置了上海谈判的机宜。桂良等人到达上海后，首先向英、法使节宣布大皇帝的“新恩”——全免一切海关关税，鸦片开禁合法输入，让“各夷感服”，然后再谈判取消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等《天津条约》载明的条款。“夷”人最嗜利，唯有以利诱之。有如此获利无穷的浩荡皇恩必起震撼性的惊喜作用，那些视利如命的夷人岂能不感恩戴德。在此气氛下再谈判取消公使驻京，自然是易如反掌之事。退一步说，一切争端的根子还不是为了利，有此恩惠，争端自然消弭，“夷”人也不必一次次北上天津诉说冤屈，公使就没有必要驻在北京。咸丰帝显然对他的这一计谋非常得意，宣称“此为一劳永逸之计”。

为了消除政治上的祸害，经济上受一些损失，咸丰帝是不在乎的。君子讲究的是“义”，只有小人才注重“利”呢。这真是惊人的误国之举！咸丰帝竟然以现实中最大的国家利益来换取他心目中最大的“国家利益”！未遵君令擅自签订载明公使驻京条约的桂良等人，很可能在面聆圣训时便对咸丰帝的主张不以为然，但他已是待罪之身，又怎敢公然当面顶撞？两江总督何桂清从先期南下的京官口中，听到了这一消息，觉得兹事体大，便冒着抗旨的风险，立即上奏：轻改条约，必起风澜；关税决不可免。他还指望从上海的关税中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呢。桂良等人到上海后，也与何桂清进行了商议，同样出奏抗旨，宣称免税只不过是让商人得利，若以此来罢《天津条约》，势不可行。尤其是先宣布免税，再谈修改条约，很可能税是免了，而条约则改不成。咸丰帝收到这两份奏折，依旧固执己见，下旨命桂良、何桂清仍按在北京面授的机宜办理。桂良等人亦一再上奏陈述理由。至10月18日，咸丰帝终于同意不谈免税之事，却又发下一道严旨，命桂良等人“激发天良，力图补救”，将《天津条约》内的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赔款付清前由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四项规定，一概取消，否则“自问当得何罪”！

第九章公使驻京问题（6）

相对于当今动辄经年累月的关税谈判，在上海进行的关税交涉，进展可谓神速。自10月14日开始，至11月8日，桂良与英、美签订了《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11月24日，桂良又与法方签订《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这三项条约明确规定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这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关税）；并规定只需付的子口税，外国货物即可转运内地而不抽税（中国货物却要受厘金之累）；鸦片每百斤纳税银30两，即可合法进口（条约中写作障人眼目的“洋药”）。桂良等人一切按照对方的开价，没有半点斤斤计较，此种谈判又焉能不顺利。但是咸丰帝要求挽回的四项权益，却使桂良费尽心机。他明知此乃虎口夺肉，可能性极小，但不得不勉力为之。

桂良出生于世家，宦历嘉、道、咸三朝，是恭亲王奕訢的岳父。他早已摸准咸丰帝的心思，认定公使驻京为首害，于是专在此项上下功夫，并不顾及其他三项。公使驻京虽是西方各国的惯例，但英国提出这一要求，却有鉴于徐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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