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共主”，那么英、法等国的地位不会于“天朝”的一个省，广东省与英、法战，江苏省与英、法好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就是咸丰帝轻易允诺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也可以用传统的观念解释成为“天朝”大皇帝“怀柔远人”而施予的“恩惠”，咸丰帝也不会因此而到过多的痛苦。公使驻京，则不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平等国家的概念，须分清天与诸侯的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即使现了群雄并立的政治格局，那也必各自称“正统”，视对方为“贼”，表现“汉贼不两立”的气派。

第九章公使驻京问题（5）

因此，尽中国历史上也现过苏秦、张仪、晏婴等有名的外使节，但办理的都是诸侯之间的外，并且是为解决危局而临时派的差使；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模式的“常驻使节”，当时的中国人甚至没有这概念，因为这从本上就违反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如果我们再仔细从历史中寻找，又会发现，常驻在对方国家京城的，只有“监国”之类的太上皇或“质”之类的抵押人质。而这些带兵要挟常驻北京的“夷”使，又让咸丰帝归于哪一类呢？如果仅仅是公使驻京，咸丰帝在如此危局之下或许也会忍了，但更要人命的是这些驻京的公使要求面见皇帝，亲递国书！这可牵涉到自1793年戛尔尼使华以来一直争执不休的礼仪问题。当时的西方人认为，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是一污辱，表示着臣服的宗藩关系，因而持用西方使节见君主的三鞠躬礼。这礼仪之争在今天很容易被看作一个小问题，但在当时的“天朝”是非常之事，是牵涉到大是大非的政治原则问题。中国以儒家学说立国治国。而儒家政治学说的心就是“礼”。“礼”在当时有绝对重要的作用，“礼”的准确义在今日已无对应的概念，它表示着上下等级秩序，是统治的标志。

由于它的功能特别，以致在政府六中专门有一个“礼”，主持王朝的典仪。三跪九叩的确是藩使见宗主的礼仪，但又不是藩使见宗主的专用礼仪。它是清朝唯一的正式朝礼，不用此礼，不是对中国皇帝轻慢吗？咸丰帝或许已听说了西方臣见君主也不过三鞠躬而已，但从心底里认定，那只是没有教化不知尊卑犯上作的“夷”俗。让朕面对一个鞠了三个躬便站着说话的“夷”使，这不仅仅是对朕个人的亵渎，而且是对大清朝的污辱。若让此等事情发生，朕又何颜以对列祖列宗；若让此等事情录于史书，岂不遗臭万年。让那些饱读经书的臣们见到这样的光景，朕今后还有什么威信？中国的皇帝决不能面对一个不肯跪拜的人，不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是对“礼”的破坏。

“礼崩乐坏”是王朝灭亡的征兆。据这思路想下去，我们还会发现，“天朝上国”的对外制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外封闭，只有关起门来才可以放胆自自擂。通商岸的增加，正是对封闭的破坏，更何况外人到内地游历，华“夷”混杂，不易控制，叛逆思想的传播，最容易发生“天朝”专制统治者们最为担心的里通外国、图谋叛逆的事件。由此观之，咸丰帝此时并不是被个人情所左右，他考虑的是另一“国家利益”。只是他心中的“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完全不能吻合。

《天津条约》还遗下两案：一是中英条约规定，清政府应派官员至上海与英方谈判修订关税则例，降低关税；法国、国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也要求与清政府谈判。二是中英、中法条约规定，条约批准后一年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