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本为一财政小省，开征厘金后，银浪。湖南巡抚骆秉璋自称每年厘金收七八十万至一百二十万两之间，但经手其事熟悉内幕的郭嵩焘却称超过一百四十万两，今人估计为近二百万两。湖北的厘金更为，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称，1857年至1862年，平均每年有128万两，曾国藩称“岁二百数十万两”，湘军大将刘蓉称“举办盐货厘金岁五六百万两”（包括盐税等项），今人估计为三百万至四百万两之间。江西是个穷省，且长期为主要战区，其1859年的厘金收达一百六七十万两，此后四年共计为七百万两。

几里几十里即遇一卡局，商旅难于行路。其三是各省自行规定税率，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十不等，一般都达到百分之四、五。由于是重复征收，商人望而却步，严重影响了商业规模的扩大和全国市场的形成。由此我们可下结论，厘金是一恶税。尽厘金是商业的毒瘤，但对各省级财政来说，却是一大幸事。万分窘迫的军费难题由此得到了缓苏。最先推行厘金的江苏省，相当长时期内缺乏实收额的统计数字。但据当时办理上海厘事务吴煦的档案来看，仅上海一地每年就超过一百万两白银，其中最大一项是对当时的禁鸦片的厘，其公开的名义是“广捐”。

准确地估计当时厘金的绝对数额，今天已无可能，因为当时的官吏为免得提取或恐在报销军需中作梗，有意压小数字，且即便是压小上报的数字，也是各时各人自报一账。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当时官员之间的私人信件，可以看，西战场上的湘军和东战场上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每月几十万两的开支，主要靠厘金支撑着。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究竟去多少银？今天的历史学家有一个统计，即向清中央财政正式奏销数为亿两，实际开支数字可以肯定超过亿两，如果再加上镇压捻军等其他军费开支，仅咸丰一朝的军费远不止3亿两。这么大一笔数字，没有厘金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不停地对厘金的数额行猜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罗玉东在《中国厘金史》中的估计，自1853年至1864年，平均每年1000万两，共计亿两。这一说法当然缺乏严格的史料支持，但也能揭示真相，说明事实。就我个人的估计，此一时期的厘金总额似乎超过亿两。从清朝的社会经济结构来看，要搜敛这么一大笔资金，只可能从商业中榨取，在农业或手工业中绝无可能。这是一历史的必然，咸丰帝个人或对此有何想法或设计，一下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发源地苏北，在咸丰一朝，厘机构有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南河总督、袁甲三军营（为镇压捻军而设）四大系统，名目有卡捐、饷捐、房捐、铺捐、船捐等近二十，彼此雷同，重复取。其二是厘卡林立，密于市镇。如江西厘金卡局达56，湖北厘金卡局竟曾达480多。

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六章新财源：厘金湘人（6）

同湘军一样，厘金的现也非源于旨意，而是由统治集团内由下而上地兴办的。它们的共同特是：一、在清朝国家制之外自创制度；二、朝廷的监控权很小。这显示了统治集团中某些个人的才华，也反衬朝廷及整个官僚机的无能无力。客观地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真正想办一事，依靠旧有的国家机和行政关系几乎寸步难行，只能凭借某些个人的胆识、毅力和关系。遵制守法的结果，我在第四章中已作了说明，那必将一败涂地。要非常之事，须靠非常之人，行非常之法。非常一旦行久，又变成了正常。从此，各省督抚在办理军需的名义下，不仅把持了捐银，而且控制了更为重要的厘金，就是原来由中央财政理的地丁钱粮，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