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愿给曲端一场公平的审判；其结果就是张浚视如命的面然无存，原本不安的川陕军民之心更加动。

史家评价说，曲端有可杀之最，而张浚非杀其之人；在我看来，张浚并非不可以死曲端，但他的文人恶习让他有意识地充当了一次“秦桧”，他的急功近利让他选错了杀曲端的时间和方式。

在陷害冤杀曲端这件事上，吴玠也罢、张浚也罢、王庶也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需为他们任何一个人开脱。但本人认为，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张浚。吴玠写在手上的四个字，开启的是张浚的邪恶之门，击碎的是张浚的善意，不过话说回来，张浚复用曲端的善意，这么容易被击碎，其可信度也值得怀疑；王庶奉上的两句诗，铺设的是一条张浚造就冤狱之路。

但杀不杀曲端、如何杀曲端，最终要由张浚拍板决定；吴玠和王庶只是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而已；相反，张浚若铁了心复用曲端，吴玠和王庶再喊再推也没用，这两人谁也无权控制和涉为川陕最长官的张浚的行止。

（4）心态变化

读曲端的传记，总会让本人觉得他缺少一个能够引导他、帮他克服自缺陷而充分发挥他优势的人。当然，这样一个人本就要才华横溢，既有文人的博学多识又有武将的谋略果断，才能桀骜不驯如曲端者心服服。

初到川陕的张浚，多少备了驯服曲端的条件。张浚向朝廷力保，曲端无反意，是对曲端的救命之恩；筑坛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是对曲端的知遇之恩。

迅速协调、整顿西军诸路人，使得上下同心戮力，一致对外，是张浚的行政之才；汰庸者而选贤将，用赵开而拓财源，使得西军在无粮饷之忧，是张浚的识人之才。恩同再造、才足折服，可以说，曲端至少在富平之战前是对张浚满怀激和崇敬的。

表现就是，富平之战的战前军事会议上，曲端直言不讳地提自己的见解。

这固然是于他军人的本能、责任和他一贯的用兵之，但又何尝不是对恩公的善意提醒，尽他的语气并不友善，不忍见恩公在决定宋、金命运的决战中遗憾终生。

否则，曲端若真怀着夺取排挤之心，大可以像之前一样，听凭张浚实施他那漏百的作战方案；败了，不到他这个实行者承担责任，倒足可叫凌驾于自己上的张浚在四川无法立足。

可就从这次会议开始，环绕张浚的光环迅速退、崩坏。战场上的惨败、逃路上的狼狈，难还会让曲端对张浚存着当初的敬畏之心？断断不会。大宋西军的衰落、四川的人心惶惶，足以向曲端证明张浚并不比之前那些文官明多少，敬畏之心既退、轻蔑之心即起。

就算曲端终能东山再起，他还会与张浚密切合作如初？面对金军川在即的危局，曲端会首先像吴玠那样心甘情愿地死守和尚原，还是会奔赴张浚府衙追究责任、以便一步攫取川蜀的最军政大权？今人不好论断古时从未发生的事，因为那永远是假设，也就永远没有是非对错之分。

因为曲端冤狱与岳飞冤狱的相似，都是以“莫须有”的谋反之罪，有人便将两人的才能也放在一起比较，并认为曲端之才不在岳飞之下。

这说法我却不能同意，文采姑且不说，谁的文采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武功上，岳飞、吴玠等人都是在有生之年立下了实实在在的显赫功勋的，而曲端的抗金功绩不能说绝对没有、但乏善可陈，而假设曲端活着会立下多少功绩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发生过的事永远是空中楼阁、虚无缥缈，拿来和岳飞、吴玠等人的功绩相比实在不着边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