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他说：“我都不知我有多少钱。说老实话，我今天特别对您讲，就是最后我妻把我给她收藏的钱和财给组织的时候，我都大吃一惊，这么多钱！我当时估计能有个三十几万，几万金，那已经不少了，但是没有想到700万！”

看看，很虎，本没当回事。看来只让在会上讲一讲，是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的，必须走到这最要命的一步，才能了断。

他却这么了。他觉得机会难得。专案组怎么会给他这么一个很大的空隙，让他自由发表言论，自由申辩？这真是太好了！

他说：“省委书记闻世震在三讲的后期找过我，让我三讲的时候也讲一讲，你夫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那是1999年，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没告诉他。还让我讲一讲女儿生意的情况，就是办什么公司了，有没有违法的事。我回去和他们一商量，什么病也没有，说都非常好，也没有参加什么经济活动，也没有办什么公司，把公司兑掉了，当然公司这笔财产不能随便丢掉。”

说到这里，他已经很兴奋了。他常常能把自己的情绪很快地调动起来。他真的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他还没有把平时收人家的钱看成是多大问题，以为是人情往来，而且到底有多少，他也不知，不掌握。直到办案人员向他通告，贾桂娥已经待了受贿、非法所得和额财产来源不明共1000多万元时，他才大吃一惊。

查的人，这么可是不明智的。言多语失，过于暴，没什么好。

平时收了别人那么多钱，竟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不算问题，偶女经商赚了那么多钱，也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四个字：“教不严，监督不够”。看他那激动认真的样，不像是故意撒谎和抵赖。反贴门神不对脸。越是这样，越是可怕。这说明，他麻木了。对于这麻木，他有一段反思，很能说明问题。

这就代价太大了，太可惜了。但不这样，他又真的不讲，平时给了多少次机会都不要，现在要机会了，却没有了。当然相对地来说，还应该说有机会，不过那是什么机会呢？轻儿，重儿而已。像他想要的那机会，即再当市长一番事业的机会是绝对没有了。

他说，我知有人举报我，有些事情也可能说得很，要不中央纪委也不会对我立案侦查。但要分析举报我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向东一伙的，完全是无中生有，疯狂报复。向东案发之初，他的妻章亚非找到我，让我承认他们赌博私分的那12万元是政府发给他们的奖金。我当然不会给这样的伪证。当时态度非常决。从此章亚非就采取“打慕保”的策略，来挽救向东，到串联，给我写举报信。

办案人员注视着他，觉得平时一向平很的慕绥新，现在平可是太低了。看来他还要在“两规”的实践中很好地学习。这也是一个大学校。刚来的人都这样，跟不上班。办案人员说，听你所谈的，你是一问题也没有。但是不知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问题，中央纪委能对你随便立案调查吗？如果只知你有问题，而没有拿到这些问题的确凿证据，能对你随便立案调查吗？

但当时他还不知有这么多，所以说话很是理直气壮，他说：“我不是没有问题，我也有问题，向东这样严重腐败的我没能及时发现，就是问题，是我用人失察。另外我的前妻贾桂娥和女经商，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这是我教不严，监督不够。在这些问题上，我应该负责任。其他的问题，我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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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了

他这样说了一通，就等着看办案人员的反应。能认可他所说的吗？这已经很合乎逻辑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还让我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