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驻原的第一天开始，我便对徐淼一直心存敬畏。

到原后，徐淼现了比较严重的原反应，每次吃饭时总是看着饭菜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剧组里几乎所有的男成员都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对她表达了人主义关怀。由于缺乏足够的自信，我并没有加这个问的洪。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坐到了我边，于是我便敦促她无论如何也要吃东西，并且几乎是着她喝下了一碗豌豆尖汤。从那之后，徐淼开始吃东西，而且只要条件允许，她便会坐在我的边……

后来随着拍摄工作的展开，我又被指定帮她打绑，这样一来二去大家便很快熟络起来。

拍摄的间隙，大家偶尔也会坐在一起说笑。在我里，徐淼是个过于成熟、优越的女人。和她讲话时我总是会莫名其妙地到张，更没有勇气去打探她的私人细节。我对她的了解都是通过她的自我陈述，而她本人似乎又不是那喜张扬表现的人。因此除了知她大我五岁、已婚、大学里的专业是编剧之外，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至于她对我的“刮目相看”是不是因为那一碗豌豆尖汤，更是自始至终都不得而知。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剧组转场到了红原。

我也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次转机——于拍摄需要，剧组租用了当地牧民的两匹。为组里的“师”，我自然对这两匹负有理责任。这正好给了我一个展示特长的机会——因为早在大学那次青海写生时，我就学会了骑。

为了不影响拍摄，每天早晨我总要提前发，和主人十六岁的小女儿央宗一起把骑到外景地。然后再艰难地骑在上，帮其它门的工作人员把那些笨重的材驮到汽车到不了的拍摄现场。当然，有时也包括我们“多愁多病”的导演和那位滴滴的女演员。

骑对于初学骑的人来说应该属于有难度的动作。因为的和脊背虽然相距不足咫尺之遥，骑上去的受则是天壤之别——的背是它在运动中相对最稳定的位，而的则会随着它行走的节奏不停地摇摆起伏。因此，坐在上面的人就会被的两个髋关节分批次地起——如果碰到那匹发育良好，饱满、圆，尚且可以忍受；如果摊上一匹营养不良、瘦骨嶙峋的老，那骑在上面的受无异于坐在双缸发动机此起彼伏的活上一般痛苦难当。

我们的主是个明的男人，他租给我们的自然也不会十分壮。所以每天至少两次，我的都要经受这痛苦的煎熬……

除了这样的义务劳动，我还同时起了替演员——

照剧情的要求，由导演亲自演的“大反派”需要有一些骑的镜。而我们的费导虽然通“非人类语言”，却并不懂得骑。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他甚至不能自己爬上背。当地的藏民们虽然骑术良，却又很难理解导演的拍摄意图，因此我几乎是别无选择地成了导演“替”的不二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