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另有一骨的老弟在失业，他穷得几乎没有穿，他的笔锋利，却不愿写那清夜自省良心发抖的东西，那是大可

俗云：世界上有两“端”绝不可犯，一是武人的锋端，一是文人的笔端。盖你得罪了武人，免不了把你去修理一番，然后将割掉，以示薄惩；你得罪了文人，当你威力足可杀他、关他时，他乖得像真的一样，可是等你一旦死亡，或一旦失势，他随便揭你两张底牌，大笔一挥，能使你活着无脸见人，死后孙蒙羞。尤其是文人对文人，更很少而，择善批判。无他，恐惹祸上，招架不住。

白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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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武人最低的条件，他应该分辨什么是大炮，什么是步枪。一个文人亦然，他至少应该文字通顺。自从盘古立天地，从没有听说有文字不通顺而竟敢写小说。然而奇迹也就在此，有些武侠小说却是不通得奇，这人写武侠已经吃力，再教他去推理，真能推掉老命。

问题是，连那些曾经指天誓日，提倡“战斗文艺”的官报，都在大载武侠小说，则既无权无势，又无地盘的穷作家们，瞎嚷嚷个啥。

继胡适先生之后，《文坛》杂志上的专号，犹如戳了蜂窝，五年前文化清洁运动，反对内幕杂志时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在1943年，负责人也曾被螫得面青目，结果内幕杂志还是倒掉。现在有人大张旗鼓反对武侠小说，虽不会上见效，但不足馁，大家一齐在说理，总有一天能得到读者先生裁判也。

（柏老：以上，乃我老人家一九六○年代的见识。一九八○年代，这见识改变，变成原则上不反对武侠小说。今日之我，所以与昨日之我宣战，是觉到，只要中国法治神不立，小民就只好喜武侠小说。）

推理小说在某一个角度来着，比文艺小说都难。莫泊桑先生的《项链》，乃上乘之作，可是，如改为推理小说，却失败得惨。玛尔特夫妇在丢掉项链，并借款赔偿之始，为啥不向原主人说明详情乎，而必须等还完了债之后才说？文艺小说可如此剪裁，推理小说却必须代明白，四面八方都需要照顾周到，而无一句懈怠。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刻刻扣情人理。于是，恐怕把目前这些武侠小说的作者打得稀烂，他们也写不。胡适先生之议，无怪行不通。

绝，在面上跑，如履平地，从喜拉雅山一，只听耳旁风声呼呼，睁一看，已到了长安城。其次的特则是“反法治”的焉，虽然那些可敬的侠客们杀的全是贪官污吏，看了使人心里舒服万状，但其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则是事实。本来，这年也真教人盼望有大侠现，以平民愤。但武侠小说却导人以躲避现实，平愤反而成了次要，有得不偿失。

对武侠小说，人们谴责得似乎太多，朱介凡先生在《文坛》杂志上举了两年事，曰——有位老弟，写了武侠书，生活得饮酒，衣冠楚楚。但是，他从不肯把自己姓名印在那畅销的书上，他总是有羞愧地与我相见，而期期自许，要另外来写使他心安理得的书。但是，他难以自，他说：他欠了一债。

去年（一九六○）胡适先生曾对武侠小说表示轻蔑，发表了一段“武侠小说荒谬”的谈话，盼望改写“推理小说”，结果引起一批武侠小说的作者大肆咆哮。幸亏那些咆哮只限于窝里反，没人听见时间的哲学》、《或然理论》、《量力学的哲学基捶、《科，但其有撒泼之意，昭然若揭。盖胡适先生希望他们写“推理小说”，这是一典型的“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犹如希望三车夫改行去开气机一样，他如有此本领，早不武侠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