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都是在里找骨，但形式上却不相同，“责备贤者”因有丽的外衣，所以就更恶毒、更害人。呜呼，我们给“贤者”的太少，而只是一味地责备、责备、责备、责备、责备。

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慨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盖在中国社会，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嗟夫，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责备人，挑别人的，只要一开，就好像从悬崖上栽下来的飞车，停也停不了，刹也刹不住。君看过《所罗门的宝藏》乎？两位财迷被土人捉住，绑到广场，表演砍。甲先生知再过一个小时，就要日蚀，乃吓唬酋长老爷，说他法力无边，可以把太吃到肚里，如果把他宰啦，天上就永远没有了太。酋长老爷半信半疑，甲先生说，他可先一手教他们瞧瞧。酋长老爷下令暂缓执行，看他能耐如何，于是他就念起咒来，呜呼，他会念啥咒？只不过他阁下乃手，可以用丑话连续骂上三天三夜都不重复一个字。于是，你瞧他没遮拦吧，顿挫了一个小时，天昏地暗，太果然被他吃到肚里，不但救了老命，还捞了不少宝贝。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专门培养这手本领，责备起人来，如果不用胶市赶贴住他的嘴，他的丑话就永远没有句。再加上摇摆尾，挤眉，就更勇不可当。可是你要请他老人家赞扬赞扬一位他最佩服的人，他准张结，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有谁值得他赞扬的，即令有人值得他赞扬，他也想不来用啥话去赞扬。

一切绝症都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的心太少。孔丘先生之，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不然啦，抬起杠来，不但其中有，而且还多得受不了。不过，“忠”、“恕”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些，的成分似乎淡如云烟。基督教文化却纯粹是，基督教自以为它们的义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赐给他们，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被称为“金句。”但基督教文化真正的髓应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一章虽然人人皆知，但仍得照抄于后：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能说天使的话，却没有，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的能力，也明白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使我能够移山，却没有，我就算不得什么。我如果把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教人焚烧，却没有，仍然与我无益。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思慈。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他人，不喜不义，只喜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是永不止息。

烛其

说拼音字说得太多，颇有心如捣之，就此暂停，且回过来介绍我那位朋友。他阁下那天晚上前来拜访，直闯辕门，在敝桌上拿起敝大稿，第一个反应前已言之，他叹曰：“你的字真难认呀。”其实只要王景棠先生一个人认识就行啦，等变成铅字，就眉清目秀矣。他阁下第二个反应是恍然大悟曰：“怪不得你赞成孙观汉先生的哲学：”有好话不应等人去了再说。‘原来孙先生捧了你，把你捧后劲，想教别人也捧你呀。“说罢此话，用一烛其的光，烛了我足足五分钟之久，然后扬长而去。

呜呼，幸亏他扬长而去，否则他尊上有挨我一破鞋的危险。要说孙先生夸奖了我老人家，或赞扬了我老人，这理不通，要说孙先生“捧”了我老人家，他的炉火就未免太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