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冷漠，一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消失尽矣，是非的标准，颠之倒之矣，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矣。唯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这几天晚上，我老人家肚胀得睡不着觉时，就看闲书解闷。有一本《谈梦》，江苏省吴兴县曹家驹先生的大作也，全是明清之时发生在吴兴的掌故，看了之后，我就更睡不着觉。明政府撤退到江南之后，天兴沦陷，大司沈犹龙先生闲住在家，不忍亡国之痛，起义兵抗清，结果他失败啦；失败啦免不了家破人亡，男人被杀，妻发给满洲人为。对这位孤臣孽，你猜曹家驹先生说啥，他曰：“夫司（沈犹龙先生）三十年富贵一场梦……概其生平，不过巧宦，乃横桃大敌，远祸，贻累桑梓，不知何年始脱苦海，岂天故意生之，专以磨灭松人哉！”他阁下不痛恨敌人的屠杀，反而痛恨孤臣孽的起义，反而嘲笑孤臣孽是“三十年富贵一场梦”的“巧宦”，婊养的。

除了沈犹龙先生，还有一批不甘屈辱的血男儿，日谢尧文先生，曰顾咸正先生，曰刘公旦先生，曰董祐申先生，曰袁国楠先生，曰朱用枚先生，曰张谢石先生，日查刚先生，都是向撤退到江南的明王朝中央政府谋取联系的，结果事不机密，落到汉之手，“莫不骈首就戮，其余株连不可胜数”。对这一批国烈士，曹家驹先生也有评语，曰：“夫时方多事，觊非分之福，必招无妄之祸，颜氏家训所以有戒兵将也。”把缅怀家国、反抗异族的英雄豪杰，栽赃为“妄求非分之福”，真是血都凉啦。但这也不能怪他，前已言之，势利主义的尊脑中，从来没有想到人类中除了势利，除了富贵功名，还有纯正圣洁的情。呜呼，在势利主义中，烈士反而成了民贼，而且用尽吃的力气，予以侮蔑。其实要他不侮蔑也很简单，只要成了大功，掌了大权，抓了大钱，就自然而然地四溢、五投地。斯时也，他震天响叫起“天王圣明”、“乃天授也”，恐怕用臭狗屎都堵不住他的嘴。

柏杨先生曾介绍过《康圣人显圣记》，现在再介绍一遍，以加读者老爷的印象。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伏使者”，他阁下对戊戌政变六君殉难的悲剧，有极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上的本转变。断言克思的著作可分别属于两截然不同，曰：“只听一排枪炮声，六名犯官的，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请注意“富贵功名，一旦化有乌有”。在势利看来，啥都可以，卖国可以，祸国可以，当才、当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六君唯一的错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没有走“正路”。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曰：“血泪尽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满襟。”嗟夫，每个人都努力势利，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成了什么样的社会？中国人还有什么样的前途？用不着到关帝庙签算卦，就可知啦。可是，迄今为止，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正路”，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哉。

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就连人情味都看不到，而只看到了势利——冷漠、残忍、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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