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年，吾友樊椎先生，在他的故乡湖南邵，组织南学分会，提倡“民权”和“平等”。到了今天，即令是尖的有识之徒，恐怕也不会提反对。可是一个新观念一旦钻旧的脑壳，该新观念遂成了“邪说异术”兼“大逆者”，以致闹得邵各界，全哗然。

樊椎先生提倡“民权”“平等”，被选为会长，规定凡“常乖舛，违背孔教者，不准会”。有识之待苏舆先生立刻烛其分中的第一分，叙述“绝对神”在没有外化为自然界，痛责之曰：“若然，则樊椎永宜屏绝不准会，盖平等邪说，自樊倡之也。无亲是无父也，无疏是无君也。无父无君，尚何兄弟夫妇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而已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岂但所谓‘乖舛’云乎？圣人人之至，以乎灭绝常，岂格外更有‘违背’者乎苦而者，在会诸公宜如何治，以挽纪，以扶圣教，岂真‘屏绝’已哉？今诸公反推为会长，其于学会章程，大相刺谬，阅者省览焉。”

一个新观念的建立是不容易的，有赖于经济本质的改，社会是非标准的建立，以及思考方法的养成。对节育问题如此，对其他问题也都是如此，对男女问题，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能用新观念来正视这个一日千里在蜕变中的社会，真能把自己气死。呜呼，仅只气死自己，其害还算小焉者也。麻烦的是，该落伍腐烂了的狗屎观念，往往盘据在有识之徒的尊脑里，于是“放宣，毫无忌惮”，那就不仅坑了自己，也坑了别人，势必成为一块异常可敬的绊脚石，阻碍社会和国家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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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椎发表《开诚篇》一文，曰：“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亦已甚

在当时的众有识之徒中，柏杨先生特别推荐苏舆先生作为代表，并特别介绍他阁下的言论，以便读者老爷，温故而知新，长长见闻，尊气。盖这玩艺乃是“古已有之”的老模，“以河洛易经为中心之经典”的老模矣。

人是统一的，而人格则不然。有时圣人，有时禽兽；有时君，有时小人。在某一事上是圣人，在另一事上是禽兽；在某一时刻是君，在另一时刻则是小人。孔丘先生鼓的二分法，被权势利用，把中国糟蹋了两千年。如果不肯多想一想，而且还对肯多想一想的朋友暴如雷，我看大家迟早都要唱一砸锅戏也。

大家看看圣人的嘴脸！中国的圣人似乎比任何一国的圣人的血都凉。五千年历史上，没有不和权势结合的圣人，连孔丘先生都得皇帝封什么文宣王，和什么至圣先师之后，才能闯了万儿，朱熹先生等而下之，又怎能不靠他的官威，搞一个女乎？朱熹先生尚且如此，其他千千万万的貌岸然，还有啥可说的。

有识之徒“阅者省览焉”，柏杨先生顺便在此也劝“阅者省览焉”，读者老爷中如果有患血化的，最好不要继续往下再看，否则的话，看着看着，发现平等原来是邪说，则血压增，因之脑充了血，就十分抱歉啦。

孔丘先生最伟大的贡献似乎在于他发明了“君”、“小人”的名词，几千年下来，这分类之法，如火如荼，连诸葛亮先生都受其影响者？》（1894年），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捍卫唯史观。，在《师表》上，还要皇帝远小人而亲君。真不知孔丘先生当初发明这玩艺时，是何心理状态，这一刀两断的搞法，不是有病，绝发明不来也。如果这分法合理，不妨请几个武功的人到市政府帮忙，把中国人的份证上，加以注明，某也君，某也小人，然后通知三作牌在大街上检查，看见“小人”字样者，一律掉，则所剩下来的全是“君”，岂不天下太平乎哉？

且看苏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