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从回忆棚的文章里我们明白了，蹲过棚者都是好人。蹲棚第一等于有学问、有文化、有功劳、有贡献，是那时的“四有新人”，第二等于有德、有勇气、有人品，不然为什么受到如此残酷的迫害呢？逻辑是很清楚的，坏人说我是坏人嘛，那么我就一定是大好人。这一似乎比“文革”时步了，因为“文革”时认为，你虽然蹲过日本鬼国民党的监狱，但不等于就是共产党，你也可能是因为偷摸狗诱少女之类才蹲监狱的，甭企图鱼目混珠癞蛤蟆镜冒充大肚老。况且就算你真的由于抗日国而蹲监狱，你也可能叛变投敌，反过来屠杀革命同志，比敌人还凶残十倍啊！凭什么蹲过几天监狱就向人民要求这索取那的，四万万人民受了那么多苦，他们向谁显摆、向谁索取去！我讲这一番怪气的话，并不是要说蹲棚者都是罪有应得。我知他们中很多是冤枉的，还有一分确实跟极左势力行了斗争。我想提醒的是，大凡一件事成了时髦，就难免有假冒伪劣跟着起哄。就像我小时候，连老地主都企图忆苦思甜，那一桩桩“血泪史”，里面有多少分？我们有过这方面太多的经验，今天不应该重蹈覆辙。现在的学生，以为棚是比监狱还可怕的地方，里面天天是杀人、自杀、拷打、饿饭。这样的棚固然也是有的，但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而且“文革”的前中后期也颇不一样。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应该勇于回忆那些对自己现在境不利的往事，如同真正的学者，不能隐瞒对自己观不利的材料。一切隐瞒都是要遭到历史的报应的。“棚”问题也是如此，不要戏剧化，神秘化。在回忆知识分受苦的文字里，杨绛先生的《校六记》和季羡林先生的《棚杂忆》的写作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它们有立场，但是不夸大；有幽默，但是不歪曲。任何人的回忆都难免主观，但只要心态端正了，不是企图去分一杯权力之羹或是妄想成为“历史问题决议”，那么那个主观本也就容易成为客观了。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也来打个秋风，回忆一下我跟父亲“蹲棚”的经历。我先声明，我回忆的“棚”可能是全国情况最好的“棚”，完全没有那些凶、血淋淋的场面。我不敢以这个“棚”代表全国的“棚”，正如我反对用个别人的“文革”代表7亿人民的“文革”。如果有人不喜我的回忆，您可以否认我说的地方是“棚”，专门把“棚”定义为殴打屠杀知识分的特别监狱好了。“文革”时我的确是小孩。我1964年生，尽早慧，两岁以后的事基本都记得，但也不过是记忆力而已，当时的判断力是没有的。我一生都喜不加判断地记住尽可能多的东西，需要判断时再判断。因为判断不是永恒的，记住的却是真东西。相比于用兵一时，我更喜养兵千日。大概是1970年左右，我五六岁的时候，反正是我上小学之前、我妹妹生之前、林彪摔死之前，我的小人书不到100册之前，我有了一次跟父亲“蹲棚”的经历。那时不知“棚”这个词，这个词分明是南方来的。我们北方牲的寓所一般不叫“棚”，都叫“圈”，有圈、圈、羊圈、圈。老舍《四世同堂》的真实故事地就叫“小羊圈胡同”。南方朋友经常攻击我们北方人的“普通话话语霸权”，其实我们收了大量的南方词汇，泰山不辞土壤，沧海不捐细，这霸权来得容易么？比如现在我也觉得“棚”这个词很好，显得比“圈”更简陋更恶劣，更能突“四人帮”对自由主义英雄的迫害，所以我就用“棚”。事实上直到以后，我才听说世上有“棚”这东西。后来就越听越可怕，好像是纳粹的集中营，有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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