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混账逻辑了，他怎么能把丽朴素、温柔婉约、真情挚、聪慧可人的莺莺，附会到那样不堪的妖孽地步？你把那少女糟蹋了，你把那少女欺骗了，你还说人家是妖，是祸，简直岂有此理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认为元稹的这番表白，纯系一派胡言：“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而且，尤令人费解的，当元稹坦然而又薄情，轻松而又得意，对他的文友，如白居易，如李绅，如李建，如前辈杨源，讲述这场情上的经历时，在座诸公，固然“闻之者莫不耸异之”，“与坐者皆为叹”，没有人对诗人这样的绝情辜负，这样的势利转向，有过一谴责的表示。甚至，“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矣”，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过，“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之不齿”。也许，唐代的社会风气，使之然耳；也许，人的生属，永远受制于人的社会属，使之然耳。但我想不透的是，这位诗人既然舍寒门秀女而就市长千金，为势之所趋，为利之所择，天上掉馅饼，落在你的嘴里，你就偷着乐好了，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写成文章，众所周知吧？

文人无行，古已有之，唐宋元明，离得太远，不得亲知亲闻。鲁迅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七论文人无行所鞭挞那些鬼鬼祟祟，也已相当隔。但以今度古，从当代文人的德行，大致也能猜测古代文人的一二。可奇怪的是，也许我的那些同行，对待他们个人生活中的莺莺，说不定比元稹更下作，更苟且，更卑鄙，更无耻。然而，要让他们像元稹那样行之于文，笔之以墨，把自己供认来的傻瓜，是绝找不到的。

曾经沧海难为（5）

元微之倘不是缺心，冒傻气，倘不是太浅薄，太无聊，那就别有隐衷了。

读北宋赵令畤的《侯鲭录》，其中《辨传奇莺莺事》、《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词》谈及这段故事，在他看来，元稹所以要写这篇传奇，是有他想说，必说，可又不便全说，不能直说的言外之意。

一、“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

二、“盖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于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他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

三、“又况崔之始相得而终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岂独在彼者耶”。

从这里，也就从“自避”、“心不自抑”、“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这三提示，略可猜知诗人的心迹。

也许，这就是人的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