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明白这位诗人，一定要将自己这场情悲剧，借托他人的吻，委曲详尽地讲述来，用意何在？

事实上，是他来到都城准备会试期间，攀上京兆尹韦夏卿的门，还不过是觉察到有可能成为这位长安市长，后来又为洛市长家的乘龙快婿时，上，他那“见事风生”的格，果断地，毫不犹豫地，便把一往情的，苦苦等着他回去的莺莺，抛诸脑后，一刀两断。这背情，这负义，这不能原谅的行径，他大概觉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有意忽略掉，免得被人谴责。这就是大诗人元稹在自叙传奇文学《莺莺传》中所描画来的自己。

单看元稹在文中振振有词的辩解，便可看到中国某些文人比不认错还不可救药的堕落，就是不要脸。他说：“大凡天之所命尤也，不妖其，必妖于人，使崔氏遇合富贵，乘，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败之，溃其众，屠其，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依今天的观，这本应是最情投意合的情，最满匹的婚姻，却活生生被这位诗人以无情而又残酷的手段毁灭了。他的市侩心理，他的犬儒神，他的实用主义，他的势利取向，导致了这场得到了她，又抛弃了她的悲剧。

这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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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传奇中，看不到他的自责之意、负咎之，既没有《复活》里面那位聂赫柳夫伯爵的忏悔，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里那位渥斯基先生的懊丧。也许中国某些文人是个不大肯认错，错了还要极力狡辩抵赖，错了还要继续错下去，缺乏反省意识的群。

上一个女人，到了论及婚嫁的地步，遇到另外一个更值得娶门的，娶了以后会获得更大效益的女人，上改弦更张，背弃承诺，不作任何待，不作任何善后，就跟她分手。这是他在这篇《莺莺传》中，应该写，却没有写，或不敢写来的卑污。

这始之，终弃之的故事，这女人痴情，男人负心的故事，这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故事，这天谴人责，另觅新的故事，长期以来，是章回小说，和戏曲文本的母题，也是一个永远有话好说，有戏好唱，有泪可赚，有票房价值的创作源泉。

他笔下的她，面临即将分手的局面，也曾预到将是永别，“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然而，又抱着一线希望，“始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之誓，其有终矣！”这是个既聪慧又多情天真的少女。我们把全的同情心，集中在这个最后被抛弃的“颜艳异，光辉动人”，“凝睇怨绝，若不胜其”的弱者上。

喜，偏要此恨绵绵，倒不是他别心裁的创造，确确实实是他个人的自经历，是发生在公元800年（贞元十六年）以他为主角的一次情悲剧。

其大致梗概，无非是：一、邂逅惊艳，一见钟情；二、诗柬传话，小婢通；三、前月下，幽会西厢；四、海誓山盟，私订终；五、长亭话别，静候佳音。后来通行本《西厢记》改的地方，就是增添了一个大团圆的尾。而在《莺莺传》中，那个负心的张生，却是卷铺盖一走了之。对那个为情人奉献了全的，然后又被情人抛弃的丽少女来说，西风落叶，长安远，“倚遍西楼，人不见，空”，只有彻底的绝望和无可奈何的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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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难为（4）

于是，《莺莺传》从此成为这类型故事的标准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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