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文坛，其实没有这个坛，只有大大小小的文学圈。这或暂时的，或长远的，或松散的，或密的文人集群，与黑社会的拜把兄弟，与青红帮的契结金兰，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不过没有杀公歃血为盟，没有摆香案磕发誓，稍微斯文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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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要形成圈，第一抱团，第二护短，第三排外，第四利益共沾，这四大纲领，便是铁的纪律。因此，当李德裕、李宗闵、僧孺这班小人式的文人，文人式的小人，官到节度使、兵尚书、翰林学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位，政坛，握有权柄，吆五喝六。原来的圈，就会发展成为同同退，同枯同荣，同声共气，一致对外的宗派主义政治集团，也就是朋党。

至于李商隐之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不仅党目以为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李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尤为可畏者也。

文人不能权。凡权的文人，不是制造别人的悲剧，就是制造自己的悲剧，自古以来，莫不如此。据司光《资治通鉴》：“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互相倾轧，垂四十年。”我们看到，知识分要是恶斗起来，那也是相当下作，无所不用其极的。后来，得皇帝也受不了，叫苦连天，“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即僧孺，主角其实为李宗闵，史称党。李，即李德裕，史称李党。前者代表新贵阶层，属于浮薄一派，后者门阀彩较，维护旧族利益，很看不起暴发。两派锋的实质，说起来振振有辞，似乎是思想意识形态之争。其实，归结底，仍是官大官小，权力分之争，吃喝汤，获益多寡之争。

因此，如果他有些卑鄙龌龊，有些投机取巧，有些急功近利，有些小人心，也是大可不必求全责备的。所以，诗人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所选择的这门错误婚姻，以及随后所付的一生，我同情，也能原谅，但也无需乎为贤者讳。

锦瑟无端五十弦（3）

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对李商隐的尴尬境，有着切中肯綮的论述：

陈寅恪于对诗人的同情，说“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尤为可畏者也”的话来，为其诿过于当时之社会风气。其实，我觉得很正常，诗人也是人，也是饮男女，也是情中人，也是人间烟火之一员，也是柴米油盐、衣住行的供求者。何况，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他能免了没起的时候，能免了没起的事情吗？我是怀疑的。

于是，本是天平节度使令狐楚门生的李商隐，忽然跑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那里，成为上门女婿。而令狐为党，王为李党，党同伐异，是人恶本质的必然，皇帝都摆不平这帮打红了的朋党斗士，像他这样虽然声名藉甚，但仍须仰求乞的诗人，为自己走错的这一步，当然，也未必就是完全错的这一步，不付代价，行吗？

多，为其惋惜：大师啊大师，前辈啊前辈，您的诗写得妙绝，你的人却怎么得如此一塌糊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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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大师未必时时刻刻都大师，未必没有不地的时候，未必不不地的事情。因此，李商隐的苦果，很大程度上是他自找。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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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狗咬狗一嘴的晚唐朋党主角，都曾是不大不小的文人，都曾是不香不臭的诗人。在《全唐诗》中，至今保存着他们在朝时酬应唱和，在野时失意牢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