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忠言。而那个集、撒谎、胡说八与恬不知耻于一的裴延龄，照旧当他的官，撒他的谎，拍他的，优哉游哉。忠诚正直的陆贽，却不得不吞下一个单人独骑，逐长安，踽踽孑行，贬往远州的苦果。等到德宗驾崩，顺宗接位，才想起把他召回，可是未抵京师，就命逝黄泉了。

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上，这也是应有的正义判决。然而，那些相信谎言，需要谎言，还为无耻之徒、卑鄙小人提供滋生土壤的统治者，正义之剑却总是很少刺及。其实，要没有唐德宗的信谎，会有裴延龄的说谎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握有权柄的信谎者，由于毒所及祸殃一方的灾难，尤其不能抬贵手、宽贷这类主犯的。

在中国，从来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无论灾、旱灾、风灾、雹灾，乃至虫灾，包括公元875年这场蝗灾，总是短暂的。而人祸，则是无法愈合的创，遗患无穷。

因此，也可以说，那些手中握有权柄的说谎者，信谎者，需要依赖谎言生存者，是比蝗虫更坏得多的人类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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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大不易白乐天（1）

居大不易白乐天公元789年（贞元五年），白居易18岁，随父在衢州任上。

这一年，著作郎顾况“坐诗语调谑，贬饶州司”，路过此地，时为文学青年的白居易，抱着一腔诚，到他的下榻，登门求见。

著作郎，是官名，掌碑志、祝文、祭文修撰之事，隶属秘书省。官位不低，从五品上，实际却是坐冷板凳的闲差。在这个有声望，无权势，有地位，无利益的清衙门里混饭吃，绰绰有馀，生老病死，保证待遇。但图功名，求利禄，想发达，往上爬，却并非是值得留恋的地方。

顾况认为自己“当得达官”，有不安心，有不自在。

中国文人之吃亏，多在于自我觉良好。因为当时先后为德宗相的柳浑、李是他的朋友，一言九鼎，大权在握，安排一份要职，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可他疏忽了一，这两位是政治家，而非纯粹的文学家，谈谈诗歌，怡情悦，饮饮老酒，消化痰，当无不可。但要让他俩向皇帝举荐，要朝廷叙用，委以重任，授以达官，就不能不心存顾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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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把握得住这位大牌诗人的自由主义呢？万一吊儿浪当起来，万一胡说八起来，谁来替他？果然，“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李肇《唐国史补》）。

顾况就这样被踢长安，谪往饶州。途中经过衢州，碰上拿着自己作品求见的白居易。一般来讲，官员倒台，通常也就狗不是了，立可怜兮兮，一脸惶恐，只有他努力搭理人，而无人再像以前那样结他了。而文人失败，哪怕失败得很惨，只要确实写过有一影响的东西，还是会有人刮目相看的。至少那些文学后生们，才不在乎你犯过什么错误，过什么帽。这一，当过右派的我，倒是蛮有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