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位诗人的一次长安郊游说起。

（bsp;那是一个冬天，天空中飘着不大不小的雪。照如今西安的气候，度量唐朝开元年间的这座都城，也应该是天寒地冻，冷得伸不手，人们尽量蛰居在屋里的季节。现在不明白究竟是诗人们事先商量好了，临时无法通知更改，不得不冒雪应约而去呢，还是一千多年前，关中地区的大气环境要温煦些的缘故，不像现在这样的冷冷，诗人本没把这雪，这寒意当回事。倘若，这两个原因都不存在的话，那就是在太平岁月里活得太滋，太舒服，太过温饱，太过丰裕的唐朝人，一排遣时光的浪漫了。

当时，这三位诗人，都在风尘未遇之时，诗名是有的，功名却未必。因此，也没有私家车，可以自驾游，也不好意思向哪家版社或哪家文学杂志社打秋风，借用他们的公家车。这样，诗人们在西市集合，明门，任由蹇驴驮着，在飞舞的雪里，在透着格外清新的冷空气里，往郊野蹀躞而去。

也许一路走来，有些累了，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只不过文人雅趣罢了。恰巧路边有座旗亭，便下驴来——自有人为你拴好牲，得店中。唐朝到了开元年间，整个社会于一大富足的状态之下，以至像这类官上的驿站，都免费向过往人等提供宿便利。

不过，终究是文人的缘故了，多少还有一潇洒，还有一把风。当然，他们属于京待考的举，非今天那些没着没落的北漂一族可比，是可以亮份，掏官牒，享受这优渥待遇的。但无论怎么说，他们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便额外付了银，讨了个雅座，要了一壶河东桑落酒，把杯盏，兴采烈地开始谈天说地。文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别的话题呢？无非谁写得好，谁写得坏，无非谁写得不好，偏派红包要大家说他好，无非谁写得很坏，居然恬不知耻地捣到一个什么奖之类，属于言不及义的闲扯而已。

正当他们三位谈阔论之际，忽然，几辆应该称之为轩的盖车，停在旗亭外边，顷刻，人声笑语，喧然而来。诗人们望窗外，只见一行人，悉皆丽服盛妆，奢华曳冶，枝招展，灿若桃李的妙龄靓女，加上若她们的跟班听差之，到店堂之中。听她们的风，毫无疑问，这班场人，显然也抱着与诗人同样的心思，步履闹市，踏雪望终南，寻求一份野趣而来。

公元713年到公元741年的唐朝开元年间，说来不长，却也不短的29年间，大概算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最好年月了。惟其难得，所以杜甫有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总也忘怀不了。这之中，除了质因素外，更憧憬的，或者更神往的，则是开元年间那难得的浪漫神。

惟富足，才有可能浪漫；惟太平，才有条件浪漫。而整个社会能够浪漫起来，有得浪漫，可以浪漫，是建筑在相当长时间的国泰民安上的。

若是兵荒，疲于逃命，路有饿殍，民不聊生，大概很难有烈的创作冲动，肚都吃不饱，还能有心思作诗吗？饿得前贴后膛，想风也是风不动的，杜甫在这方面最有会了。在三年灾荒期间，作家几乎没有什么作品拿来贡献给大家，也是一个雄辩的证明。应该说，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只要赶上一个相对平稳，相对温饱，而且，相对来说还是不怎么苛文人和艺术家的年代，总会有一个长足的展，庶几无负于这个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