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厥，在蒙古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败西的吐谷浑。十四年（640）灭昌，打通西域门。公元7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玉门，过敦煌，经焉耆、兹、碎叶，可以到大（波斯）、天竺（印度）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廷）。一直到9世纪，丝绸之路还是一条充满生机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由于丝路重开，商贸的往来，行旅的动，文化的互动，宗教的传播，甚至比战争行为更能加剧这民族之间的沟通和合。当时的长安城里，到底生活着多少胡人，至今很难从典籍中查确切数据。从唐刘肃《大唐新语》中一则案件的记载，便可想象胡人在长安城里数量之多。正如文中所说，胡人着汉人的帽，汉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汉，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馀请不问。”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馀依判。”

唐朝的天空（3）

依此推论，当时长安城内居住的胡人，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老外多许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诗人的笔墨中，便经常现。如李白诗：“落踏尽游何？笑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如岑参诗：“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胡人”（《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如李贺诗：“卷发胡儿睛绿，楼夜静横竹”，如元稹诗：“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胡音务胡乐”（《法曲》）……这证明当时的长安城里，胡人之无不在。

据陈寅恪《读莺莺传》考证，胡人的行踪，更渐渐由西而东，直至中原。他认为那位漂亮的崔相国之女，其实是诗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个文学形象。实际上，她是来自中亚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儿罕北古布丹）的“曹”国女，移民到长安洛之间的永济蒲州。他们以中亚的品，酿成“河东之乾和酒”，那是当时的一个名牌。既且艳的莺莺，其实是一个当垆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话说，一位三陪小而已。

（bsp;从元稹笔下“最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来判断，张君瑞不过是诗人自己的化罢了。如果曹九九（陈寅恪设想的这位小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于被“始终弃”了。

总而言之，唐朝的天空下，是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

对于李唐的西向政策，对于边外胡人的大量纳，唐初有过一次讨论。唐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一书，在《安边第三十六》中，记载了各个论的锋。中书令温彦博主张：“天之于万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秘书监魏徵认为：“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凉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倾国朝，既不俘之于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靡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讨论的结果，只有四个字：“太宗不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