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组长的专案小组。在审讯和策反取得了阶段的成果后，命杭奕禄带领一人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宣讲，宣讲的内容肯定是曾静等人涕泪的悔过和号召人们把忠于大清当第一天职的言论……可以想象，其攻心和洗脑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以上据《清史稿》第二卷）

18世纪20年代；大清王朝的权力危机稍稍缓解，对内的思想清洗和舆论控是必然的。在雍正时代“鬼、鬼箫”的闹剧中，涌现了多少帝国的“思想模范”，涌现了多少跟朝廷的“忠臣孝”，为他们记录和分析，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沈近思，在这场思想铁合围和洗脑闹剧中，跟最，效忠最力，应该在大清帮凶名录中有一席之地。1726年，沈近思任江南乡试考官。照惯例把《乡试录》呈，雍正嘉奖沈近思命题正大，策问发挥理，下令表扬他。当时正是侍郎查嗣、举人汪景祺以诽谤获罪，停浙江人乡会试。沈近思上奏说：“浙江省乃有如嗣、景祺者，越增羞，吴山蒙耻！”因此献计献策，罗列了一些条列整饬风俗，约束士，总共十条。雍正说：“浙江省有近思，不为习俗所移，足为越、吴山洗其羞耻！”雍正认为沈近思的建议周详，下发巡抚李卫、观风整俗使王国栋，照老沈的办法施行。

在大清的权力场上，沈近思如蚁附膻，揣上意可谓到位。查嗣和汪景祺的文字狱案本来就是大清专制恐怖的一分，是大清朝廷残酷迫害汉族知识分谋的一分。如果说汪景祺案还有权力斗争牺牲品的痕迹，那么查嗣案完全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通过这恐怖镇压的手段，打压汉族知识分的自尊，确立大清王权的无上权威。

究竟是谁使越增羞，吴山蒙耻？站在文明的度，站在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度，站在尊严和独立人格的度，沈近思才是使“越增羞，吴山蒙耻”的人。这个大清走卒不仅对受难者落井下石，在人格的污沟摸爬打，捞取大清腊赏赐的残羹冷炙；而且提了十条禁锢思想和言论的建议，成为迫害思想的急先锋，成为雍正的文化打手，与李卫等人一构成了铁合围实的屏障。

18世纪20年代，大清在钳制言论自由、禁锢思想自由上了很多工作，其中在制度建设上的创举，就是“观风整俗使”这一官职的增设。说白了，就是一个阉割思想和文化、阉割独立人格和尊严的岗位和差事。大清的官位设置现了极权制的随意和伸缩，因为要监视思想，所以思想警察、思想太监、思想监督特派员的职位粉墨登场。

都有哪些大清走卒任过“观风整俗使”？有煌煌史册为证。在他们的史册中都是作为功名记录的，我凌沧洲却要把他们钉上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耻辱。他们是：沈近思、王国栋、蔡仕舢、刘师恕、焦祈年、李徽、许容等，在这些人中，王国栋曾作为湖南巡抚，参与过曾静案的审理，当然《清史稿》的记载，由于王国栋审讯时只听供述，没有穷追，同时茶陵百姓陈西传播言，王国栋没查什么来。可能由于追查不力，有违腊的心狠手辣，王国栋一度被免职，并召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