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尾生之所以是一个男的而不是一个女的，是因为男人比女人更忠于自己的信念，而女作为天生的人本主义者，大都倾向于把情聚集于的个人，也就是说，当桥下猛涨的河就要没，在尾生的心目中，本来要等的那个有鼻有的女人已经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甚至已变得不很重要。此时此刻，与“守信”有关的象的理念和德信条却变得真实而大无比，而且足以为之付生命。

善于等待在本质上就是对信念的执著。男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700多年前的文天祥达到了极致。蒙古人的骑兵占领杭州，南宋皇帝投降，为右丞相兼枢密史的文天祥率继续抵抗。艰苦卓绝了三年之后终为元兵所俘。接下来，元人在忽必烈的指挥下对文天祥展开了长达三年的耐心的劝降行动，但是文天祥心如止，甚至当已经投降了的宋朝皇帝（宋恭帝，当时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小男生）亲自面劝降时，文天祥不待对方开，先行伏地大哭，外加一句“圣驾请回”得对方本下不了手。最后，忽必烈死了心并且放弃了纠缠，文天祥遂于东四北大街慷慨就义。

以封建社会的理，朕即社稷，朕即国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劝臣降，臣岂可抗命乎？要知，那天下乃是姓赵的天下，所谓“国”，只能是姓赵皇帝统治下的大宋国。那么，当已经投降了的赵姓皇帝亲自面劝降而臣的还是宁死不从的话，局面就超越了上述一切，对于信念的执著已经超越了对皇帝的忠诚，至此，整个事件已演变成一个男人的自我挑战，而不再关任何人的事。

有一男的，喝多了（1）

劝一个有病或没病的男人戒烟时，医德比医术的医生在大事恐吓之后往往也会善解人意地补充一句：“酒嘛，最好也戒了，一时戒不了的话，也可以适当地喝一些吧。”

我相信，即使那医生要求对方在戒烟的同时把也给戒了，酒，也还是可以喝一些的。

这个时候，医生的宽宏大度，往往使风声鹤唳的被忠告者在暗自大呼侥幸的同时彻底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独立思考：烟从严，喝酒从宽，为什么？凭什么？

首先，是德上“可以喝一些”。男人喝酒不是罪，就连雍正爷当年在《大义觉迷录》里驳斥曾静“逆书”中对他的“酗酒”指控时，也不惜以尧、舜皆好酒，而《论语》称孔“惟酒无量”这等铁证来为自己开脱。

其次才是医学上的“可以喝一些”。就中医理论而言，这一“医嘱”的全常识基础，其实，就是：适量饮酒可以活血（李时珍《本草纲目》：“酒，天之禄也。面曲之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生痰动火”）。气既行，血既活，浑上下，一切便都搞活了。与其烟死，不如喝酒活，好死不如赖活，好死更不如好活。仁心仁术，无非是不想让你“心死”。

一般相信，饮酒导致一级神活动，相比之下，吃饭带来的则是低层次的生理活动，无非饱思而已。例如侯宝林大师在相声里说过的那俩醉鬼，一个打亮手电筒让对方顺着光爬上去，另一个则决不从，理据是“爬半你一关电门我不就摔下来了”？很显然，这正是一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级神活动，相比之下，饭气攻心的俩男人在饭后所能的，也就是各自回家洗洗睡了，就算猛上两饭后烟，也绝对达不到酒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