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雉”盛赞为“猛虎创”之后心理升华而至民族大义者，亦不乏其人。

作为一个半新半旧的中国文人，一个不幸了（或怀疑自己了）绿帽的浪漫主义作家，诗怎样写，话怎么说，都可以理解。比较难以理解的是后人不断为《贺新郎》所加之新注，代表的观如：“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都可看，最终的矛所指并非王映霞，而是那位曾经呈请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他又恰好是在抗日战中闯郁达夫私生活的第三者，于是这个人在郁达夫心目中就成为反动派和一切卑劣行为的典型……方修先生在《郁达夫佚文集》序中也提到，“与其相信不尽不实的回忆，我宁愿相信郁达夫自己当时揭的浙江省某党官所的好事，至少这和我们对于那时代官场的丑恶本质的认识是符合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红杏墙，除了母系社会，这事儿搁在任何年代任何时代背景，基本上都是一桩私事。家丑是家丑，国仇是国仇，不可轻易混为一谈。第三者许绍棣虽在政治上与郁达夫有过节，毕竟不是日寇，亦无通敌嫌疑。故“先逐寇，再驱雉”之间很难建立起理德上的必然逻辑关联，除非郁能像论证“朋友我的妻自然比敌寇来要得多”那样，对“若无日寇侵华，许绍棣就断无充当第三者的机会”也作同样充分的论证。

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事实上，郁达夫本人在发表《毁家诗记》不久之后，已经以非韵文的文将“家丑和国仇”之间的关系阐述得十分清楚了。郁曼陀被害后3个月，郁达夫在《悼胞兄曼陀》一文中写：“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似乎不便夸张，执著，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在我的心里，渐渐地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一方面转向。”

1937年8、9月左右，郁达夫在福建“官”，故许绍棣“在抗日战中闯”之说虽觉勉，却终非空来风，但“向政府当局、向社会控拆”之语，就有些言不由衷了。什么是一个作家禀其德力量和崇天职向社会发的“控诉”？我认为左拉玩的那才算，因为它向着不公平的司法制度开火，真正检验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最终推动了民主和法制程。而《毁家诗记》的“人不见了，向社会去喊冤”与这结果相比，显然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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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丢钱，再丢人，最近一个为《贺新郎》添加新注的，是台湾女作家龙应台。

普通人丢了东西，也搓火，也骂人，然后该吗吗去；知识分丢了东西，尤

连串不依不饶的追问之后，又从“制度和城乡差距的问题严重恶化”上升到“国家的本政治”，文章的结尾，最后更引读者来信指“只要腐败依然存在，只要贫富分化还在加剧，只要制不变，一切仍将继续”。

年初，龙应台以“悄悄地村，打枪的不要”之姿态来到广州，不幸在旧城遭遇小偷，事后写了篇文章，题目叫《一个警察的背后》：“梁国聚（广东省公安厅长）说，广东一亿多人，只有13万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问题……知了这个数据，对中国警察便不忍苛责，可是，这是现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警察本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社会问题的连结与呼应，又如何？”

又，“郁达夫在寄稿给陆丹林的同时，还附信声明不要稿费，只要十册书，另外要以他的名义分寄给蒋介石、叶楚伧、于右任、邵力、柳亚等，这就更可说明他发表《毁家诗记》的目的是为了向政府当局、向社会控拆。”（郁风《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