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超越派”的，乃至“托洛斯基派”的，都是异曲同工的大合唱！

我有这么多的老板，我真“抖”了！

真是合唱！想当年胡秋原和徐复观互骂，现在他们又眉来去了！郑学稼和任卓宣斗嘴，现在他们又眉目传情了！他们这些同床异梦的人儿如今捺住举行“联合战线”，目的说破了，不过在打击李敖和他们选定的背后靠山而已！我看他们带了一批唆一窝蜂地写文章、一窝蜂地下馆、一窝蜂地涌司法大厦，我真忍不住窃笑！恍然大悟我活了二十六年，今天才知什么叫“疑神疑鬼”！他们这样围剿、恶言栽诬，我只觉得他们可怜。我在答吴心柳先生的信里，曾这样的批评他们说：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副角，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还在跑他们的龙。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

这段话看来虽然不太斯文，但却真是实情。我最讨厌装模样，如果在“伪君”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当先”——当先去“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弯下腰来装孝，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伪君”，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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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是“现任”幕后主使人，看着吧！不久他还要被他们解职洗冤，另外替我换一个老板！

可是，在咱们这个伪善的社会，“真小人”也良非易事。在“伪君”的中，“真小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觉得，这个“真小人”的人并不小，他后面一定有后台大老板。于是，他们开始猜。

从某些角度看，这些舞文墨的上一世代的人儿还算是明的，因为他们比起另外一批老顽固来还算不顽固。另外一批老顽固是义和团式的国粹派，这批人的迂腐与酸气，简直使人吃不消；与这些老顽固相映成趣的是一批新顽固，在新顽固的编织下

他们代表上一辈中最好勇斗狠言伪而辩的一群，也是既不择手段又神经过的一群。以他们那悲惨的世与遭遇，他们已经无法了解什么是独立的人格，更无法想像真正的男汉是一副什么模样？他们总以为一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一写文章，就一定有后台老板的撑腰，他们自己靠大树靠惯了，看到别人独来独往，他们就觉得别扭了！

最先猜是胡适，后来觉得不像是胡适，乃是胡适的第二代，是胡适的学生姚从吾；后来又不是姚从吾，是姚从吾的学生殷海光，而殷海光就是《自由中国》杂志上的反调分！后来又觉得殷海光也不对；于是又拉一个吴相湘，最后，吴相湘为弹打着，躺在地上变成了“社会贤达”，他们好像有抱歉了；于是，“祸首”转移，又变成了陶希圣！

这就是我所亲自领教的上一代的君们对我的可耻手段。这手段，不是“传统派”

我从来不敢说我的文章是“学术”的，我也从来不敢说我讲的是“中外君标准的词令”。我写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想告诉人们：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和他们那些一洋洋就数万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学术和君级。他们只是使一些浅人们以为他们那样的“文字”才是“学术”、他们那样的“词令”才是“君”。从而尸居大专教席，把持君标准，装模样的教训年轻人，这伪善我看得大多了，也实在看不惯了。因此我要写些文章去撕破他们的丑脸，告诉他们李敖因非似“学者”、“君”，阁下亦不类“君”、“学者”，还是请下台来，给学术宝座、君神龛留块净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