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有的语调措辞却有些迟疑；前些天还称我老师，现在当着我的面，不知怎样才能到理直气壮呼我的名字。桌是靠墙放的，这使我记录时可以不面对学生，情绪也因此稍稍安定。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已经有些平淡的会议，突然现一个小〃〃。一位坐在上铺的学生揭我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游行见到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贫下中农女最伟大领袖，我们最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他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有人便领着呼起〃主席万岁〃的号。我愣住了，但他说的确有其事。在写作课上（毕业后我一直给中文系和文科各系上〃写作课〃），通常对一年级刚校的学生，会〃初到北大〃之类的作文题，许多人便自然会写他们参加国庆游行的情景。在文章讲评时我好像说到，如果我们要战胜平庸，就要注意和培养你的，发现你的真实验；拿游行这件事来说，每个人的发现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从准备、发，写到见到主席，到最后回到学校；可以写发之前，也可以写归来之后；你所认为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值得写的……这个同学说的，应该是指这件事了。在这个〃〃现之后，批判会倒不知如何再行下去。于是，主持人宣布结束。屋里又回复到开始前那异样的安静。我收起本，在众人沉默的注视下，匆匆离开。

回到宿舍，从本上一条一条地看着我的〃错误〃，越看越觉得伤心、委屈，甚至产生怨恨的情绪。回想着我如何认真准备每一次课，如何批改每一篇文章，在上面密密地写着批语，如何对学生个别指存在的问题。我忘记了当时的社会和社会心态，钻角尖一样想不通，真诚的劳动为何得不到承认，反而受到指责。很长一段时间，便陷于〃自艾自怜〃的沮丧之中，并为这情绪的合理找到解释。但这件事很快就被〃我们〃忘记。说〃我们〃，是因为不学生，还是我，都被引导、并投到对更大的事件，和更大的人的关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在那几年，也已成为家常便饭。我和学生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很快也恢复到原先的状况。而且，好像是一默契，关于那次批判会，我们后来谁也没有再说一个字。但是，对我来说，存在于心理上的隔阂、障碍，却没有完全消除。

虹←桥书←吧←bsp;第59节：一往事文/洪诚（2）

重新想起这件事，是到了1969年夏末秋初的时候。那时，我和大多数教员，已被宣布到江西鄱湖畔的〃五·七校〃劳动。临走前，有许多事要理：书籍装箱存放；购置劳动生活的用品；觉得很可能不会再返北京，便和谢冕、周先慎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迹胜景摄影留念……最让我伤脑的是，大学学以来的十多本日记如何理。不论是带走，还是放在系里寄存下放教师品的仓库，都觉得不妥当，倒不是里面有什么〃里通外国〃之类的秘密，而是写给自己的文字，不愿意让别人读到。想来想去，终于，走之前的一天，在十九楼（中文、历史系的单教员的住）前面树丛间的空地上，一页页撕开烧掉。烧时不免留恋地翻读，然后看着它们成为黑灰。在读到1958、1959年间的那些分时，我发现，原来那时我也充当过激烈的〃批判者〃的角。

1958年，我已是二年级学生，〃反右派〃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