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变”；在西方，科学（包括各调查研究、心理分析治疗）铺天盖地，而在中国，还基本上囿于私人的卧室之中；西方的女人会因为达不到快去看医生，中国的女人却对同样的问题之泰然；在西方，同恋经历了从被视为刑事罪犯（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要判死刑）到“走柜橱”的解放运动；在中国，同恋从未被定为非法但是默默地忍受着“正常人”的歧视和嘲笑；在西方，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哲学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在中国，它却仍旧躲在暗的角落，被人们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

经过反复思索比较，我得这样一个结论：的地位在中国既不同于古希腊罗（但有像），也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也有像），更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最不像），而是一个在独特文化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形成的东西。作为分析对象，它是一个弗洛伊德、尔库和福柯都未曾面对过的对象。至少在地域上，那三位面对的都是西方社会，而我面对的是于东方文化地域当中的中国社会。

度概括他说，这两个对象最大的区别在于：在西方，与有关的论争常常围绕着正确与错误，正常与反常，善行与罪恶而展开；在中国，与的地位有关的却是重大与渺小，崇与羞耻，上与下的问题。在西方社会中，于对抗之中——压制与反抗，正常与病态，罪与非罪的对抗；在中国社会中，被忽视，在重要与不重要，崇与低下，浩然正气与鬼魅邪气之间属于后者。早有不少学者论述过西方是罪社会，中国是耻社会的观，很有理。在的问题上，西方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会告诫人们，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是罪恶的，不要去；而中国的传统理或意识形态会宣称，是可耻的，要把它节制到最低限度；要背着人悄悄去，不要把它挂在嘴上；这兽望虽然人人都有，但是比较尚的人比较能够克制它，最尚的人最能克制它。

西方与中国在问题上的差异至少为双方分别造成了两类后果：在西方，反面的后果是，人们受到判定行为的正确与错误的规范的“凝视”，要担心的事情很多——担心没有，担心没有正确的形，担心倾向不对等等，动不动要去求助于心理医生；正面的效果则是，一方面有压制，一方面有反抗，真理越辩越明，于是女人争得“女上位”的权利；同恋争得结婚的权利；恋的好者争得在密室中得到特殊服务的权利；学家公开宣布同雇用他们研究的政府的初衷大相径的调查结果——情材料不但不会导致犯罪率上升，还会降低犯罪率。

在中国，正面的后果是，由于受到忽视，人们的“自我”反而趁机于自由、散漫的状态之中，随心所，不但没有旁人来，自己内心对这类行为也无焦虑；没有就没有，也不用去看医生；反面的后果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被视为低级下之事，不少人屈从于残存的兽，遂自甘堕落，不少苟且的勾当，时不免心怀愧怍，倍羞耻，痛恨自己的“本我”；另一方面有少数洁之士克服了可鄙的，达到了崇境界，让心中充满浩然正气，所念全是国计民生之事，但却被人视为“假学”、“伪君”，也平添了不少烦恼。

我把西方与中国在问题上的差异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对错界定与无对错界定的差异。在西方，某方式的行为会被定义为正确或错误，例如，异恋正确，同恋错误（违反自然的犯罪）；正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