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没任何变化，没少什么也没多什么，只有他俩躺在床上。我不忍心去看他们。我的光尽量避开他们，朝那台留声机走去。它已经关上，我看见那天下午苏菲和内森放过的那摞唱片，蒲尔的《小号琴》，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田园响曲》，格鲁克《奥菲欧》中的悲悼欧里狄——这些是我从唱机上取下来的十多张唱片中的几张，其中两首乐曲的标题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知它们对苏菲和内森也有着同样的意义。一张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他的最后一首曲。我和苏菲在一起时，她曾无数次地放这首曲，每次她都躺在床上，一只手掩住睛，听着那缓慢、甜而忧伤的旋律弥漫整个房间。莫扎特写这首曲时已不久于人世；这是否就是（我记得她也曾十分困惑）这首乐曲充满近乎快乐的认命和解脱的原因？她说，如果她有幸成为一名钢琴家的话，这将是她要牢记在心的第一首曲，她将受这“永恒”

“家成员。”劳瑞说，他说的是真话，“让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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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好起来的。”她预言。

从外面看上去，那天晚上的粉红就像我看了不下一百遍的制滥造的侦探片的外景地。直到今天，我仍能清楚地记得我从人行上走过去时的那认命的觉——我不愿到惊讶。一切都如我的预料：救护车，消防车，闪着红灯的警车，等等——一大堆车聚集在那里，仿佛这所破旧不堪的房屋遭遇了一场大屠杀，而不仅仅是两个年轻人自愿而严肃地在此了却一生，永远睡去。一盏雪亮的探照灯把这里照得如同白昼，周围用路障围了起来，竖起“禁止穿越”的警示牌。到是嚼香糖的警察。我和其中一名警察，一个丑陋暴躁的尔兰人吵了起来，告诉他我应该获准。但如果不是劳瑞，我可能要在外面呆上好几个钟。他看见了我，对那一脸的家伙说了几句什么，我才得以去，穿过过，经过我自己的房间。我房间的门半开着，耶塔·齐墨尔曼正半躺半坐地蜷在一张椅上，神恍惚地用依地语咕哝着什么；那张幽默亲切的宽脸此时没有一血，显然惊吓过度。一个护士在她边摆着注。劳瑞一言不发地把我带到楼上，经过一群满脸肃穆的警察、记者和两三个随着准备对任何一个活动举起闪光灯的摄影记者。整栋房屋弥漫着烈的烟雾，有一瞬间我还错以为这里失火了。在苏菲的房间门，莫里斯·芬克正用发抖的声音向一名侦探模样的人诉说着什么，他的脸甚至比耶塔还要苍白。我等了很久才和莫里斯说上话。他把那天下午的一些事，还有音乐的事告诉我。最后我终于来到苏菲的房间。在那扇被撞破的门后，一片温馨的珊瑚红现在前。

我在昏暗的光线中眨着睛，然后慢慢看清苏菲和内森躺在铺着鲜艳的杏黄床单的床上。他们穿很久之前我第一次碰见他俩的那个周日的衣着——她穿着那活泼的旧式服装，他则穿着那件宽条纹，艳丽俗气，有着时代错误的灰法兰绒衣服，看起来像一个赢了大钱的赌徒。虽然衣着如此，可他们躺在彼此的怀里，拥在一起，显得异常安宁，就像两个相亲相的人穿整齐后，正在像以往那样去午后散步，但突然一时冲动决定躺下休息，或者亲吻，，或仅仅是说说悄悄话，便一下僵住了，将这温柔的拥抱永远延续下去。

“医生，他是谁？”一个警察问，一边走过来拦住我的去路。

我到膝盖发，差跌倒，劳瑞一把抓住我。我赶站好，想走门去。

“如果我是你，就不去看他们的脸。”劳瑞说。他顿了顿，又说：“不过，他们并不痛苦，服的是氰化，只须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