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信念的人。比如说酗酒——这只是一个象征。所有对纳粹的回忆都表明，党卫军军官（包括医生）几乎都像修士一样严谨，自制，忠于职守。然而，屠宰场却激发了人们最原始的渴望。人们呆在焚尸炉的隔，大量地消耗酒。这个血腥的工作大多是由招募来的人作，他们被允许（的确也很需要）用酒来麻醉自己。除了这项特殊的工作之外，党卫军的军官们像别的军官一样，希望自己能保持一贵的举止，特别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为什么苏菲恰好遇上喝得醉熏熏的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他不仅面红耳赤，酒气熏天，而且邋里邋塌，衣领上沾着饭粒。对一个医生来说，这无疑是一危险的心境。

（bsp;我常常设想，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在他生命的危机时刻遇见了苏菲。他寻求灵魂拯救，可他的神却像竹似的劈裂，崩溃。或许人们只能通过他后来的生涯行反思，但显然他不能像他的上司，党卫军目鲁夫·霍斯那样抛弃上帝，却对外宣称上帝仍在他心中。在如此令人恶心的环境中呆上几个月后，谁还能相信上帝呢？每天等着从欧洲各地开来的无休无止的列车，然后从成千上万的人群中选健康者，把老弱病残送焚尸炉。他知他所效力的苦役营（也是杀人机）是对上帝的嘲笑和否定。还有，他属于纳粹庞大机构中的最低层。所以在这样一个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可能继续保持他的信念，而早已用对现实的认识代替了上帝。他每天面对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对他们选择，所以当希姆莱“所有的犹太人勿需挑选一律解决”的命令下达时，他如释重负，再也不用日复一日地用那双睛生与死的选择。他可以离开那恐怖的斜坡，倾心于他的医学研究。（这也许更令人难以置信，但在奥斯威辛庞大而复杂的机构中，确实允许一分人从事一些真正的医学研究，同时也行一些鲜为人知的医学实验。不过如果冯·聂蒙德医生的话，他一定是会设法回避的。）

但希姆莱的命令很快就撤销了，因为ig公司和别的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填充他们贪得无厌的胃；于是这位受尽折磨的医生只得又回到斜坡上，又开始挑选。不久，只有犹太人被送毒气室。但直到最后的命令下达之前，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人都必须经过挑选这一关。（偶尔也有例外，如从莫尔金尼亚运来的犹太人全直接走向了死亡）。这新的恐惧像的钢刺扎着医生的灵魂，威胁着要撕碎他的理智。他开始酗酒，开始胡吃海，忘掉上帝，哦，我的上帝在哪里？

他最终会找到答案的。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事实真相的揭会让他见到希望的曙光。这些都与罪恶有关，或者说，与罪恶的缺席有关。他自己会认识到，罪恶的缺席与上帝的缺席不可分割地在一起。没有罪恶！他在他曾参与的犯罪中承受着乏味枯燥和焦虑，甚至还有烈的反，但没有丝毫的罪恶，也未想到他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送地狱之门有违天意。一切都那么单调。他的所有恶行都是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罪恶的真空中行的，一切都是公事公办。他只在灵魂中呼唤上帝。

让他重新相信上帝不是异常简单吗？实际上，上帝是否存在一直令他迷惑，因而他用罪恶的行为来寻求答案。人类不是先犯下原罪，然后才走向光明的吗？

于是，他怀着这烈的犯罪望拆散了苏菲和她的小女儿；同时又用他那残存的善良了一个宽宏大量的举动——给了苏菲选择的机会。毕竟他有权利把两个孩都送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