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房间发出了凝固的尖啸声，几乎把耳朵都震聋了。我一下子从床上跃起去关窗户。在昏暗的街道尽头，一股浓烟从一个仓库模样的房顶冒出，但消防车却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就停在我们楼下，不停地朝空中尖声鸣叫着。

我关好窗户，声音小多了，但这似乎对苏菲不起作用。她蜷缩着身体，不停地蹬着脚，把枕头捂在头上。习惯了都市生活的我们也早已习惯了这些声音，但即使在纽约，它也从来没有如此近如此大地在我们身边响起过。消防车驶过去了，声音渐渐变小，我又把注意力转回到床上的苏菲。她正看着我。刚才那可怕的喧嚷声扰乱了我的心绪，但它却像地狱的长鞭将她的灵魂劈为两半。她脸色潮红，有些扭曲。她退缩到墙角，浑身发抖，眼里重又噙满泪水。我在她身边坐下。我默默地看着她，直到她慢慢平静下来不再哭泣。我听见她说：“对不起，斯汀戈，看来我还无法控制自己。”

“你表现得很不错。”我说，言不由衷地。

她躺在那儿好一阵子不说话，呆呆地盯着墙壁。最后她说：“斯汀戈，你是否曾反复做同一个梦？这是否就叫梦魇？”

“有的。”我回答说，想起我少年时期母亲死后做的那个梦——在花园里敞开着的棺材里，母亲那张被雨淋湿的可怕的脸痛苦地看着我。“有的。”我又说，“我母亲死后，我曾经常做同一个梦。”

“你觉得这些梦与父母有关系吗？我常做的那个梦与我的父亲有关。”

“真怪，”我说，“也许吧。我不太清楚。母亲和父亲——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个孩子生命的核心。”

“我刚才梦见了我父亲。那个梦我已做了好多次，但醒来后一定忘记了。可消防车的警报声正好响起。那声音真可怕，可奇怪的里面似乎蕴含着一种音乐声。这可能吗——音乐？它吓了我一跳，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梦。”

“梦见了什么？”

“我小时候的事。”

“是些什么，苏菲？”

“唔，首先，你得了解做梦之前发生的一些事。那是我十一岁的时候，和刚才那个故事里的你一样大。我们常到意大利的达罗迈山区度暑假，我以前告诉过你。还记得吗，我告诉过你我父亲每年夏季都在那儿的波尔察诺一个叫奥布伯任的小村里租一间小屋。当然，那儿是德语地区。一部分村民是波兰侨民，是从克拉科夫和华沙来的大学教授和一些波兰——我想你会把他们称作波兰贵族，至少他们都很有钱。我记得其中有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叫布郎尼斯洛·马里罗维斯基。我父亲很想与马里罗维斯基教授交往，可他讨厌我父亲。在克拉科夫时，有一次无意之间，我听见一个大人说，马里罗维斯基教授认为我父亲，别冈斯基教授，是一个粗俗不堪的暴发户。但奥布伯任还住着一个很富有的波兰女人，查托里斯卡公主。我父亲和她很熟，度假时常去看她。她出身于一个十分古老高贵的波兰家族。我父亲喜欢她是因为她有钱，嗯，还因为她在犹太人问题上与他的观点相同。

“那是在毕苏斯基时代。那时，波兰犹太人受到保护，我想你完全可以认为他们过着一种相当不错的生活。我父亲和查托里斯卡公主常常聚在一起，讨论犹太人问题和将来消灭他们的必要性。你瞧，斯汀戈，真奇怪，因为在克拉科夫时，我父亲在犹太人问题上出言谨慎，在我，我母亲，或任何人面前掩饰他对犹太人的仇恨，至少在我小时候是这样的。但是你瞧，在意大利，在奥布伯任，他和查托里斯卡公主呆在一起时就大不一样了。她是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总是穿着一件精美的长袍，哪怕是在盛夏也是如此，浑身珠光宝气。我记得她总是别着一枚硕大的祖母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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