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不已。但我正要开时，苏菲说她要去洗手间。她把杯里的酒喝完，这才离开。我担心地看着她那摇摇晃晃走到车厢尾的背影，然后开始看《生活》杂志。后来我一定打瞌睡了，或许完全睡着了。整晚的劳累不眠和张不安，使我一下沉沉睡去。当我被列车员的声音惊醒时，至少已过了一个小时甚至更久。苏菲还没有回来，恐惧猛然像无数只手在我的上抓。我害怕极了。外面一片漆黑，隧的灯一闪而过，我知列车正在离开尔的车站。一般情况下我要两分钟时间才能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车厢尾，可现在仅用了几秒，我便从贴着背靠着背的人群中挤了过去，推搡着肩膀和，碰倒了一个小孩，不顾一切地撞开女厕所的门。我为什么会认为她还在那儿？一个披散着满发，下上扑满金盏粉的胖黑人妇女冲着我怒吼：“去，你这疯！”我赶跑开了。

我发疯似的把伸一间又一间包厢，希望能看见苏菲的影。两情形在我的脑海替现：或许她迷了路，跑某一个包间里睡着了；或者，她在尔的下了车——哦，妈的，这情形简直不堪想象。我又打开更多的包间和洗手间的门，穿过四五节豪华车厢的餐厅，满怀希望地扫视着每一个餐者。几个系白围裙的黑人侍者在过上来回穿梭，车厢里弥漫着一烹调的油香味儿。最后只剩下娱乐车厢。一个收银台，一个理员——一个讨人喜的灰发中年妇女。她抬起，一双充满哀伤的睛看着我。

“对，一个小可怜儿。”听清我急急的询问后，她回答说，“她在找电话。想想看，在火车上！她想往布鲁克林挂电话。可怜的，她在哭。唔，好像还有醉。她朝那边去了。”

我在车厢尽找到了苏菲。那地方无人去，噪音很大，锁死的玻璃门上罩着铁丝网。此时，早晨的光正照在上面，透过玻璃可以看见里兰绿的松树林。苏菲正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那金黄的发在风中飘着，一只手还抓着酒瓶。就像几周前那次奔向大海的游泳一样，她愧疚、悲伤、绝望，已走到她不能再走的地方。她抬看着我，对我说了句什么，可我听不清。我俯下，此时——我从她蠕动的嘴读一分，通过她悲伤的声音读了另一分——我听见她说：“我觉得我不行的。”

也许在形形的人中，旅馆服务员是最见怪不怪的。但我至今仍到奇怪的是，当一位自称威尔伯·恩特维斯特尔的年轻牧师穿显然非基督教教职人员穿的印度斜纹西服，惹人目地手持《圣经》，边带着一位蓬垢面、满脸泪痕、烂醉如泥、一直咕哝着外国话的妻，现在离国会山不远的议会饭店时，服务台那位年老的登记员究竟是怎样想的？在四十年代前后，未婚男女不能在旅馆登记住同一个房间；还有，用假名谎称夫妻登记也被视为重罪。如果女士醉酒的话，则风险更大。尽如此，我还是决定冒一次险。但我必须把自己设计成一个十分虔诚的角，这样比较容易蒙混过关。于是我在火车即将站前，翻遍衣箱找了一本黑真封面的《圣经》拿在手上，然后在旅馆登记薄上大大方方地写上我的地址，以证明我的份的合法：联神学院，里奇蒙德，弗吉尼亚。看见他的注意力完全被我引而不再注意苏菲，我松了一大气。这位脸肌下垂的老先生是南方人（有许多南方人在华盛顿打工），对我极为信任。他用南方风格的问候语亲切地说：“祝你们愉快，尊敬的牧师先生及夫人。你属于什么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