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已被党卫军的奴才们打扫干净了，但在她的想象中，这里仍有一股酸甜的香味。她的胃一下子痉挛起来，疼痛难忍。她闭上眼睛伸出手向前摸索，突然触到一把软毛，像魔鬼身上毛绒绒的小球一样令人毛骨悚然。她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睁开眼睛，意识到自己摸到的是一个牡鹿的鹿角。这是霍斯1938年在视野开阔的科尼西山坡上的捕获物——她听见他对党卫军来访者说，“三百米远一枪命中”。（谁知道呢，也许她当时也听见了这致命的一声枪响！）

牡鹿的两只眼球向外凸着，苏菲的样子便映在那里面：虚弱不堪，死灰般的脸色。她死死地盯着那个映像，一时间迷茫，紧张，没了主意。她在想，怎样才能让自己不这么迷乱呢？在这几天里，苏菲好几次经过爱米的房间。她越来越渴望实施那个计划。她不想辜负汪娜的信任，这一直像噩梦一样困扰着她，但是——上帝，这多难啊！关键的因素只有一个：怀疑。如果这部稀有的收音机不见了，将会导致报复，惩罚，拷问，甚至滥杀。这所房子里的犯人自然都会成为怀疑对象；他们首先会被搜查，拷打。甚至包括那两个肥胖的犹太裁缝！但苏菲发现她可以利用另外一点，即党卫军的人也可以成为怀疑对象。如果只有像苏菲这样的极少几个囚犯可以到楼上来，那么这个图谋完全没有可能性，无异于自杀。但是，每天至少有十几个党卫军经过这里到霍斯的办公室去——传递消息和命令的通讯员，以及来自集中营各部门的各种人。他们也可能把贪婪的目光伸向爱米的袖珍收音机；他们中至少有几个人会被怀疑。事实上，有比囚犯多得多的党卫军成员经常到霍斯这儿来，苏菲觉得她完全能迅速摆脱嫌疑，这很符合逻辑——甚至她可以捕捉到更好的机会来做这事儿。

那么现在就是如何把握时机干净利落地行动的问题了。她已在前一天与布罗尼克悄悄说好：她将把收音机藏在囚服下面，然后迅速回到楼下，在黑洞洞的地下室里交给他，再迅速地转移到等候在大门外的联络人手里。同时，房子里肯定会乱成一团，地下室马上会被翻得底朝天。布罗尼克也会参加搜查工作，他会一瘸一拐地边走边提出一些建议，充分展示其走狗的丑恶嘴脸。但愤怒和混乱最终毫无结果。被吓得战战兢兢的犯人们逐渐又放松下来。而在部队驻地的某个地方，一个长着老鸨脸的党卫军小队长惊恐万分，因为关于他偷窃的指控正四下传播。地下组织从而获得一个小小的胜利。而在集中营的某个角落，男男女女围住这个宝贵的小盒子，收听肖邦的乐曲，音量被关得很小很小。他们相互说着鼓励的话，好像重又找到了生活的动力。

她知道她必须马上行动，否则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于是她移动脚步，心狂跳着，顾不上像魔鬼一样纠缠着她的恐惧——鬼鬼祟祟地走进屋子。她刚走了几步，身体晃动了一下，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她预感到她在时机和策略上犯了可怕的错误：如果她把手一放到收音机那冰凉的塑料壳上，灾难便会马上降临。这感觉像无声的尖叫弥漫在这间屋子里。她后来不止一次地回忆说，当她的手触到那渴望已久的东西的一瞬间，她想起了她父亲在一个遥远的夏日说的话，那声音里充满鄙夷：你干的一切都是错的。但她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个声音，另一个声音已在她身后响起，是那种冷静的说教式的德语：“你的工作可能需要你从这儿上下楼，但不需要你到这间屋子里来。”苏菲倏地转过身，爱米迎面站在那儿。

那女孩站在衣橱旁。苏菲从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过她。她穿着一条浅蓝色的紧身短衬裤，那十一岁的早熟的乳房在同色的乳罩下隆起。她的脸很白，圆得令人吃惊，像块圆饼干，上面是一头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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